小时候，住在上海石库门的正房，楼梯的对面，便是所谓的亭子间。老弄堂的邻里人情，温馨贴近。屋主、住客抬头不见低头见，出入总不忘招呼。黄昏时分，几家人聚首底楼「灶披间」，锅碗瓢盆，家长里短，氤氲中和成一支交响曲。夏日的夜里，门檐下，晒台上，纵横交错着许多张椅凳，柔缓摇曳着许多把蒲扇，一整条弄堂的老老少少，仿佛一家人般围坐在一团。所以，我常常去亭子间串门，也慢慢地熟悉了亭子间。

都说亭子间是上海石库门的专利，透着上海人的一肚子精明。将整幢楼「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辟为亭子间，或安置佣人，或堆放杂物，已属物尽其用。上海开埠后，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涌入「讨生活」，亭子间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众底层人士，追求理想之余的平静港湾。大多数亭子间，室斗且陋，面积不到 10 平方，朝北，冬受风欺，夏为日逼，开上一扇窗也算奢侈之事了。

然而，无论「老上海人」，或「新上海人」，住进亭子间，总能发掘出自己「家居设计师」的潜质。一桌，一橱，一床，一柜，大小器皿，家用什物，报刊书籍，痰盂便桶，精打细算地沿着四边的墙次第摆开，竟还多出几个平方，供人走动——不说单身男女，哪怕祖孙三代齐享天伦，也可以打点得绰绰有余。要是外客来访留宿，正中地上铺就一床被褥，客人坐卧其上，必会情不自禁地感慨亭子间的别有乾坤吧？这样的「螺蛳壳道场」，延续至今，我印象中的亭子间，依旧此番光景。

亭子间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旧上海的那些作家文人。沈雁冰先生 1927 年住在景云里的亭子间，足不出户，完成《幻灭》、《动摇》、《追求》。鲁迅先生 1927 年起辗转于虹口区的石库门，在山阴路画上人生的句点，留下《且介亭杂文集》，以纪念亭子间的写作生涯。巴金先生也曾身居其中，奋笔写出许多作品。郁达夫先生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提及他在上海迁居数次，最后搬进邓脱路的贫民窟阁楼，恐怕同样经历了亭子间……难怪作家程乃珊评价亭子间，俨然「一道特殊的上海文化符号」。

亭子间独特浓郁的文化意味，不仅仅盘桓于「老克勒」茶余饭后的缅思，更是雅俗共赏，化为几代上海人的不变情结。坐在出租车里，慢慢驶过华灯初上的四川北路，和上海「爷叔」扯一扯石库门，话题总免不了归到亭子间——它的袖珍精致，它的能屈能伸，它的轶闻传奇，它的生机勃勃，以及上海人寄托其上对无限前程的憧憬和骄傲……

木心先生在《上海赋》里慨叹：「也许住过亭子间，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也就枉为上海人。」我不曾住过亭子间，可确是道地的上海人。而作为上海人，我始终希望从此出发，摆脱心中的「亭子间」，迈向更为遥远、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是为本博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