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移动医疗

原文发表于知乎专栏


提到「移动医疗(mobile medicine)」,大多数人首先反应过来的,无非是「移动设备」、「数据」、「互联网」,或者跃跃欲试的「资本」。不过最近,同事准备某项乳腺癌临床研究的时候,发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移动医疗」,与我们通常听闻的不太一样——英国 Christie 慈善基金的 移动化疗病房mobile chemotherapy unit)。

2015 年 10 月 23 日,英国《卫报》刊载了一篇 新闻稿,故事主角 Diane Coupe,47 岁,身患乳腺癌,居住在曼彻斯特地区。每周同一天,她都前往附近的乐购(Tesco)超市停车场,接受移动化疗病房的肿瘤化疗服务。如果她选择曼彻斯特的肿瘤治疗中心,往返大概两个小时,还不得不候诊半小时。现在,她从家到移动病房,路程不过 20 分钟,基本无需等待。完成治疗,结束观察,她离开移动病房的时候,她的丈夫也正好走出超市,满载而归。

MCU in Van

Christie 基金的移动化疗病房,2013 年起正式投入使用。移动形态下,外观就是一辆平凡的大卡车,长约 15.24 米,高约 4.57 米,但其实高度定制,内部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化疗相关设备,总造价高达 70 万英镑。这辆涂装别致的卡车,每周五个工作日分别停在大曼彻斯特地区(Greater Manchester)的五个不同地点,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为周边的肿瘤患者提供一天八小时的化疗服务。其中 80% 的患者,离家 20 分钟之内即可抵达,因此 Christie 基金骄傲地命名该项目为「Closer to Home」。

MCU from Outside

移动病房抵达指定地点后,便会「变形」成一间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化疗病房。病房内设置了四张治疗椅,提供与专科医院相同水平的化疗服务。病房平均每天能够接待 16 至 20 位患者,Christie 基金的数据表明,移动病房全年工作时间超过 1800 小时,为当地超过 2000 名患者提供触手可及的化疗服务。

MCU from Inside

Christie 基金为移动病房设立了专门的 护理团队,由六位护士组成。每次出诊均有两位护士、一位医疗辅助人员(healthcare assistant)随车。团队中的所有护士服务满半年,即按照基金会要求,轮转至肿瘤治疗中心的其他疾病领域,这保证了她们护理能力的丰富、全面,完全能够独立提供标准化的化疗服务,并在治疗后观察化疗反应,甚至处理一般的医疗状况。

Design of MCU

由于车内不设临床医师,为了确保患者安全,移动病房一般只准备安全风险较小的化疗药物,且建议患者在肿瘤治疗中心接受最初的几次给药。Christie 的肿瘤治疗中心负责所有药物供应,移动病房则严格按照药物的贮存要求运输。一旦发生临床状况,随车护士可以立即使用车内的急救设备,致电中心的临床医师获取指导,或者直接拨打当地政府的求救电话。

Christie 基金的移动病房启用后,深受当地患者欢迎。每年光为患者累积节省的路程就达三万英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一周有余,更别提节省下来的时间。移动病房的高护士、患者比例,有效改善两者之间的沟通、关系。而同一天接受治疗的患者,也因为往往住处接近,交换电话号码,成为朋友,相互帮助、鼓励,与病魔抗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当地肿瘤患者的就医体验、生活质量。

患者如此评价移动化疗病房:

不用长途跋涉去曼彻斯特的肿瘤治疗中心,在 Bury(移动病房)就能接受化疗,对我帮助多大,实在一言难尽。我浪费在化疗上的时间,移动病房都还了回来,化疗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打断我的正常生活了。它对我帮助那么大,我非常感激。

Christie 慈善基金 是全英最大的医院慈善基金组织之一,专注于肿瘤治疗、研究、教育工作,2015 年募集捐款约 1590 万英镑。其设立在曼彻斯特 Withington 的 Christie 医院是 欧洲最大的肿瘤中心,一年接待患者逾 44000 名。医疗管理信息网站 Top Masters in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的 2016 年初排行中,Christie 医院荣膺 全球北美地区以外最先进的肿瘤治疗中心 称号,移动化疗病房也是其技术亮点之一。

MCU of Hope for Tomorrow

实际上,「移动化疗病房」绝非新鲜事物。早在 2007 年,英国慈善组织 Hope for Tomorrow 就制造了移动化疗病房,在英国格洛斯特郡开始运行,希望能够帮助患者减少交通、候诊时间,同时避免传统肿瘤治疗中心内忙碌景象、拥挤人群,给患者带来的压力、局促。目前,该组织已经拥有九部移动化疗病房,相当成功。

我之所以对「移动化疗病房」产生浓厚兴趣,是因为它似乎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许多患者为了接受先进治疗,常常需要一整天,甚至几天的时间往返于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另一方面,我们患者的肿瘤发病率持续增长,类似的医疗需求日趋加重,患者付出的时间成本、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

如何解决当下医疗体系与患者需求之间的矛盾,「移动化疗病房」或许算得上一种现实、有趣的概念,当然不必生搬硬套。「移动医疗」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增强患者的健康状态。如果只是为了积累用户、积攒口碑,甚至变利套现,这样的项目恐怕难以符合医疗规律,妄谈切实解决患者真正的医疗需求。因此记文一篇,希望「移动化疗病房」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启发。

Mobike 的小确幸

去鹿特丹探望师弟,印象最深的是那边川流不息的自行车。专用车道、停车设施遍布城市。鹿特丹的市民骑着车,几乎可以抵达城市——甚至荷兰——的每个角落。「骑士们」紧紧握住车把,全神贯注凝视前方,或急或缓踩着踏板,尽情享受耳畔风的流动,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Mobike 的「价值观」

因此,当我读到 Mobike 摩拜单车 的这句宣传语时,颇有一些「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细细回想,我离开医院就鲜有机会骑车,不禁怀念以前坐在窄窄的车垫上,以为自己只要足够努力,便能飞到「天涯海角」的那份「自由」。于是一心想试试 Mobike 的服务,无奈它的自行车初期都集中在徐汇区,难以得偿所愿。

昨天打开 Mobike 应用,突然发现小区附近出现了几辆自行车,一时猜不透是如何「漂」过黄浦江的。无论如何,马上背着书包出门去看看。第一辆车的定位似乎在小区里,进去走了一圈,空手而返;第二辆车定位也在小区里,但我兜了一圈意识到定位漂移,果然最后在马路对面找到了自行车,孤零零地倚在树下。

我骑的第一辆 Mobike 自行车

与官方网站银色车身、橙色轮毂的扎眼车型不同,我找到的自行车配色正好相反,埋在车堆找起来多多少少花些功夫。车架也没有「Mobike」字样,只印着编号,车头、车锁、挡泥板都贴有二维码,通过 Mobike 应用扫描,稍等片刻即可开锁。虽然只有短短十几秒,但习惯了钥匙即插即走,总感觉时间略显漫长,激动的心情荡然无存。

开锁即开始计费

车子结构似乎并无特殊之处,普通的城市通勤车,自带车篮。车锁大概是高科技扎堆的地方,无线通信、GPS 定位、信息处理、警报铃,都集成其中。车身不轻,短程还算轻松,估计长途骑行比较考验体力。

租车前需要注册 Mobike 账户,押金 299 元,并至少充值 10 元,支持支付宝、微信。具体使用按时间收费,每半小时 1 元,可以承受。跨上车骑到世博源,在「猫的天空之城」看了一下午书,又骑回来,往返花掉 2 元钱,应用还记录了骑行路线。

往返共花掉 2 元钱

回家上网重新搜了一些 资料,发现我租的车确实特别:新闻里的 Mobike 自行车采用五幅轮毂,而非传统轮条;轴传动、单摆臂、防爆胎等其它设计,恐怕也是没有的。猜测 Mobike 近期 在上海造势 时,特意提供了一批款式独特、造价昂贵的新车,同时又改造了一批传统自行车,逐步部署到全市。另外,市政府可能也确实补贴了服务商。

总结一下我眼中 Mobike 的优势:

  • 填补了上海市区公共自行车的空白;
  • 停车无需专门设备、地点;
  • GPS 定位寻车,可锁定 15 分钟,避免白跑;
  • 价格不贵,计价透明,实时查询。

当然劣势也不少:

  • 寻车、开锁高度依赖网络,知乎上已经有网友 吐槽 开锁失败了;
  • 押金不便宜,可以考虑引入芝麻信用;
  • GPS 定位欠准确,容易给找车带来麻烦;
  • 部署极其不足,尤其像张江这种高需求区域;
  • 原来 Uber 上海区的总经理 王晓峰 现任 Mobike 的 CEO,他当年惹的麻烦历历在目;
  • 总有一小撮人,以破坏规则为乐,譬如把车停进小区、地下车库,譬如撕掉车头的二维码……

回程车车头的二维码被某些租车人撕掉了

有一对夫妻,长期活跃于武康路周边,骑了几天,已经离不开 Mobike 了,讨论时坦言不希望服务商关门。丈夫和我一样,在张江工作,和我一样,深恶痛绝那里的公共自行车——「用车体验极差」。

尽管才体验了短短 3 公里,但我惊异地发现,上海的街道设计始终不忘非机动车行驶的需求,街边划出供非机动车停放的白线区域更是星罗棋布。虽然助动车横行霸道,虽然停车位常被抢占,虽然空气质量不容乐观,然而我依旧非常高兴,能够偶尔挂掉车钥匙,骑着自行车像风一般穿梭在大街小巷——借用村上春树的话,这或许是 Mobike 赐予我的「小确幸」。

One Day

Script for Toastmasters Speech P1: The Ice Breaker


Every morning, my smart phone beeps beside my pillow at 6:10AM. I open my eyes, greeting a whole new day.

Dressing, washing, and having breakfast, I leave home at 6:55AM. Generally, it takes me thirty minutes to drive to the company.

As you know, I’m a safety scientist. Before this position, I was a physician. In the university, I majored in clinical medicine. After seven-year studying, I obtained a master degree of neurology, becoming a neurologist.

Neurology, at least from my mentor’s viewpoint, is an outstanding subject. It’s too distinct for other physicians to understand. So my mentor always says, only genius is able to have a good command of neurology. Sure, who he refers to should be himself, rather than me. Otherwise, I should have still stayed in the hospital. Fortunately, the experience as a neurologist also helped me to take the role of a medical science liaison responsible for anti-diabetic drugs. And now, I’m serving as a safety person.

Most of people may not know what a safety person is doing from a pharmaceutical. Actually, one and a half years ago, I didn’t know, either. However, if you read the package insert of some medication, you are certain to notice the sections of contraindications and warnings and precautions. Yes, those are my responsibilities.

As a safety scientist, I’m dedicated to almost all work related to describing safety profile for one medication, from analyzing safety database, to preparing relevant dossiers. Importantly, adverse drug reactions may be the fourth highest cause of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I believe my work will prevent patients from unnecessary injuries.

At 3:30PM, finishing my daily work, I like to immerse myself in the gymnasium for two major reasons. Firstly, I hope to control my weight. I know quite well the harm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So I made a decision to keep fit when I saw my belly. Secondly, exercise keeps me refreshed and dynamic. The theory of energy management also mentions this effect. Apart from resistance exercise, I go jogging outdoors sometimes.

At 5PM, I go back home. After dinner, it’s free time. By free time, I mean that there are a few options, such as reading, writing, internet surfing, and so on. Basically, I deem learning English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s a victim of dumb 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really embarrass me. I’m trying to change it, especially encouraged by Professor Ge Chuangui’s masterpiece. I recommend his book strongly, if you are interested. Additionally, I also lik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n Zhihu and my blog. A few years later,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if I looked backwards.

At 11PM, it’s time for bed.

Above is my ordinary life of one day, regular, busy, but enriched. Through my life, you may know me better. I work with my clinical background to mitigate patients’ risks associated with use of medications. I like to exercise. Besides that, I also have some other hobbies.

That’s one day of mine; that’s my life; and that’s me.

2015 年终盘点

2015 年是尴尬的一年。

年初雄心壮志写下六条年度目标,只完成一条。更糟糕的是,其余五条基本都处于刚刚起步,甚至尚未开始的阶段。在笔记本上划下孤零零的一个勾,与孑然一身又过一年的自己,同样无力。

其实,2015 年未必是不堪的一年。尽管计划内的成绩令我无地自容,但颇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收获,譬如:

  • 第一次拜访美利坚,在旧金山交流了六周时间,期间参观了黄石国家公园、哈佛大学校园;
  • 第一次拜访欧罗巴,前后走访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马德里,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
  • 第一次拜访东南亚(坡县);
  • 了解了头马俱乐部(Toastmasters),亲手创建了一家,加入了一家,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人;
  • 药物安全的工作逐渐上手。

由此看来,失望难免,绝望却大可不必——毕竟时间流逝,生活还须继续。于是回望 2015, 盘点 30 岁后第一年,我遇到的那些文艺佳作。

  • 2015 年最佳中文书籍:《我是你的男人:莱昂纳德·科恩传记》。刻板的正装,低沉的嗓音,简单的曲调,精巧的歌词,这远非吟游诗人科恩的全部。他的诗文浅吟轻唱,如月光泻地,流露的是与生俱来的博爱,缅怀的是稍纵即逝的人生,寄托的是庄严肃穆的灵魂。同时感谢陈震老师的潜心翻译。
  • 2015 年最佳外文书籍:《If I’m So Wonderful, Why Am I Still Single?》。林语堂说:「所有的婚姻,都是缔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情感大萧条」的背景下,异性间相互表达情感、追求稳定两性关系,似乎更为困难。作者为此挖掘底层原因,提出了十大策略。而书末「自我接受(self-acception)」的内容,堪称全书画龙点睛之笔。
  • 2015 年最佳国产影片:《心迷宫》。在徐皓峰《师父》与本片之间犹豫许久,最后选择了这部「乡土气」十足的影片。导演忻钰坤的处女作,完成度高得出人意表。现实、深邃的故事剪碎,按照匠心独具的时间线重新拼接,悬疑气氛营造到位。节奏紧凑,铺陈充分,镜头干净,剪辑利落,根本找不到半分钟出戏的机会。
  • 2015 年最佳海外影片:《PK》。「载歌载舞」并不妨碍印度电影工作者探求更有深度的问题,比如宗教的意义。爱情喜剧的外表之下,难以掩藏影片对不同宗教门户的质疑。阿米尔·汗片中从寻求宗教帮助,再到诘问它们之间的差异,相信也是电影工作者的反思所得。在宗教盛行的印度,这样的观察、自省不仅难能可贵,影片能够面世更是勇气可嘉。

更多我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欢迎关注我的豆瓣账号。2015 年,有你们真好;2016 年,希望仍然能够相互陪伴,这是我们之间最长情的告白。

医疗工作者的「负能量」

知乎不止一人提到,「医疗工作者似乎更容易散发『负能量』」(比如这里,或者这里)。我不太肯定「负能量」的准确含义。不过对于如此一个群体,整天与生死别离打交道,昼夜颠倒超负荷工作,收入有限精打细算,现在还总得提心吊胆瞻前顾后,单方面要求他们「阳光灿烂」、「正能量满满」,未免有点强人所难。

很多时候,医疗工作秉持职业责任感,或者正义感、同情心,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投入诊疗工作。结果,却不得不被迫从自己并不宽裕的收入当中抠除一块,甚至贴上自己的职业生涯、身体性命——这对绝大多数医生,难道不是挫折,不是另一形式的「负能量」?

我向来相信世间存在浩然天地的「正能量」。只是如果所谓的「正能量」,部分人受益的同时,必须伤害部分人,这样的「正能量」,确实就是我们口口声声的「正能量」?

大概会有朋友反对,毕竟医疗工作者相比患者更为强势,理应承担更严苛的监督。然而,今时今日无论谁都敢高擎「医德」大旗,手握不食人间烟火的标准,动辄规范医疗工作者的行为,责怪医疗工作者的态度,乃至无视专业背景,指手画脚医疗工作者的学术领域,却选择性忽略他们为此承担的艰辛和风险——敢问,医疗工作者真的就比患者强势?

知乎的那些题主宅心仁厚,为患者考虑周全,观点合情合理。无奈现实太过骨感,永远不是非黑即白般易被勘破;也非谈笑之间,便可如期望般美好起来。不仅仅医疗工作者,现在的我们,已经为太多无谓的恐惧牵掣,原本柔软的心周围演变出厚厚的甲壳,乃至尖利的长刺,时刻互相提防,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引导和释放。没有裂痕,阳光都照不进来,何况「正能量」呢?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没有「兼济天下」的能力,哪怕纵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雄心,也必须从自己身边点滴做起——抛弃「负能量」,拥抱「正能量」亦如是。

望与诸君共勉!

慢跑巡礼:旧金山内河码头

旧金山内河码头(The Embarcadero)位于旧金山港东岸,南起 AT&T 公园,北止 45 号码头(Pier 45),途径渡轮大厦(Ferry Building)、39 号码头(Pier 39)等知名景点。内河码头历史悠久,风物宜人,也是当地慢跑者的重要出没地。

停靠在旧金山内河码头的船只

来旧金山前,同事已经郑重推荐我到此慢跑。落地第 6 天,终于等到旧金山阳光明媚,海风初歇,于是整装出发。

从旧金山巨人队的主场 AT&T 公园开始,直到 39 号码头,全程约 5 公里。整条路基本硬地,可能对跑姿、膝关节提出一定要求。好在起伏不大,没有红绿灯,保证了全程的安全、流畅。旧金山属于地中海气候,四季气温相对恒定,体感舒适,一旦迈开步子,往往难以抑制内心狂奔到底的冲动——何况身边永远不乏与你一起前进的跑友。

全程 5.03 公里,配速 6'02"

由于当地日照丰富,建议日下慢跑经验不足的朋友,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夜跑族,事先做好防晒准备,上路后注意控制节奏、保留体力、补充水分。

Pier 39 的海鸟落在人群中,有恃无恐

终点 39 号码头看到成群的海鸟落在车道中央,与街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样,骄傲地闲庭信步。即使车辆经过,它们也不振翅离开,只是这头踱到那头,让出一条路来。我走近蹲下为它们拍照,它们竟没有丝毫的惊恐、警惕……蓦然间,我大概爱上了这座城市。

关于「民主」的三个问题

民主离我们很近,打开报纸、收音机、电视、网络,各种媒体总有人谈「民主」;民主离我们又很远,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道出究竟何为「民主」、如何实践「民主」。从五四运动至今,「民主」一词已经深入人心,但也仅仅作为口号。那么,民主到底什么样子?一种思维方式,一套政治体制,抑或一张「非黑即白」的选票、一句「少数服从多数」的口号?我着实糊涂,直到遇见寇延丁、袁天鹏的小册子,《可操作的民主》

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身体力行民主思想的故事。两位作者大幅精简《罗伯特议事规则》后,向安徽省南塘村村民推广,帮助他们合作社议事时,能够通过民主方式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全书文字平淡,却将整个精简、推广、操作过程娓娓道来,提供了完整的民主落地实例。书中的智慧交锋、谨密思考,令我受益匪浅,更难能可贵的,是解答了我的三个问题。

第一,「民主」是什么的问题。

有人说民主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这既丧失了对少数方作为「人」的尊重,又把你进我退的博弈片面化成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人说民主是尊重「我」的权利、听「我」的——那么别人的权利谁来尊重,别人的声音谁来听?所以,「民主不是表决」,「表决只是实现选择的方式」。民主的基础是充分的沟通理解,前提是必要的折中妥协,目的是保护个人或者群体的权利,「实现多方权益、回应多方诉求」。

再进一步,所谓的「个人或者群体的权利」,也远非字面如此简单,实际上包涵了五层含义:第一,「多数方的权利」;第二,「少数方的权利」;第三,「缺席方的权利」;第四,「个人的权利」;第五,「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的整体的权利」。显然,民主的实现,确实仰赖每个个体、每个群体对其它个体、群体权利面面俱到的考量和尊重。当然,以上内容不足以体现「民主」的全部理念,但这样的阐述,道理与事例相结合,循序渐进,仍属不易。

第二,向低教育水平人群推广「民主」的问题。

2011 年末,韩寒发表「韩三篇」,引发争议。文章直面国内不同阶层间的厚重隔阂,以及对「民主」认知的巨大鸿沟,认为如果人群国民素质、教育水平跟不上,很难实现民主化。当时的我,同样抱持类似的担忧,一方面对「民主」缺乏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生活、工作中体会了太多这一人群带来的辛苦与无奈。

然而,寇延丁、袁天鹏却颠覆了我的成见,南塘村的例子至少证明,即使低教育水平人群,同样有潜力通过民主程序解决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放弃习惯」,「改变思路」,根据村民的实际文化程度,「能理解多少就传授多少」,最终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将厚厚的一册《罗伯特议事规则》凝炼成简明易懂的《南塘议事规则十五条》。

这样的观念转变,引人深思。因为特定人群教育水平过低,而放弃他们的民主化进程,事实上也违背了民主保护不同群体权利的精神。而特定人群教育水平过低的同时,许多高教育水平人士未能表现出相应的优势,墨守成规,缺乏改革、尝试的勇气。无论议事规则,或民主思想,「走进基层需要前提」,「也需要能力」,「草根『向上』的能力」之外,「精英『向下』的能力」不可或缺。

第三,「民主」习惯化的问题。

从某个角度而言,拿「议事规则」代表真正的「民主」内核,颇有些投机取巧的感觉,其实未必。一来「民主」再冠冕堂皇,归根结底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议事规则」是当中的重要内容;二来「议事规则」受民主思想指导,同样反映「民主」的内涵,通过反复熟悉、应用,潜移默化间向人群传授了部分原则。

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开会」,于是翻译改编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定名为《民权初步》,并在序言写下:「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团体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可见假如「议事规则」成为群体的习惯,一样能够发挥不容小觑的威力。在神经科学领域,或许可以与「外显性记忆(explicit memory)」、「内隐性记忆(implicit memory)」类比。

总而言之,《可操作的民主》书中的经验弥足珍贵。争议的人群,新颖的手段,以及值得期待的结果,对中国的「民主」教育无不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南塘试验未必「昭示着中国真正民主时代的来临」,却确确实实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民主付诸行动的、可操作的策略、程序」,难道这还不够吗?

当薇薇安遇见约翰

Pompa mortis magis terret, quam mors ipsa (It is the accompaniments of death that are frightful rather than death itself). — Francis Bacon

观看《Wit》,是在北大医学部的伦理学课堂上。片中的临床工作者未尽知情告知(informed consent)义务,无视受试者耐受能力,缺乏积极有效的安慰沟通,无疑是临终患者痛苦的部分源由。

然而,女主角薇薇安突然被诊断为晚期癌症,面临死亡威胁,自始至终的心路历程更值得浓墨重彩。事实上,她是隐藏于统计学结论背后的极端个例。文学教授,事业成功,个性刚强,决不妥协,却内心封闭,孑然一身。一方面,她心思纤敏;一方面,她又身披尖刺硬壳——这样的她,注定脆弱时远甚常人。

幸运的是,她遇见了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她的研究课题,1623 年从鼠疫蔓延下死里逃生的圣徒。他曾留下这样的诗句「没有人是孤岛」,或许薇薇安一直以来都不以为然。可意料之外的局面,使她被迫重新审视过去,思考自己的处境——面对导师,面对学生,面对同事,无时无刻不如「孤岛」一般。而今这样仓促、痛苦的结束人生,难免与约翰一样,以为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

随着时间推移,薇薇安逐渐冷静,恐惧散去,喃喃自语又忆起多恩的诗句:「人们小憩一会,精神便得以永远晴朗,便再不会有死亡,死神你自己将死亡」。反复吟诵,心绪竟明朗起来,近在眼前的死亡也不再萧瑟。看上去不堪的人生,同样具有积极的一面。她的学生始终庆幸自己能够选到她的课程,并折服于她坚韧的品性。弥留之际,她严苛的导师来到病榻前,搂她入怀,满脸慈祥好像回到数十年前,劝她多多与人交流的时候。那一刻,她终于确信自己成了「大陆的一片」。

约翰·多恩也是不屈不挠的抗争者。留存的 54 篇诗歌、十四行诗,足足有三分之二在探讨死亡,简直沉溺其中,不可自拔。约翰虔诚的信仰,残酷的经历,引导他执着于对生命的思索。在他眼中,死亡从摧枯拉朽的劲敌,成为医治生命疾病的唯一手段,乃至通向主的最终道路。薇薇安与他际遇相逢,相信多少能感同身受。

《死亡诗社》里提到:「我们读诗写诗,并非因为它好玩。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歌、美、浪漫、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感谢文学,感谢约翰·多恩,他们引导薇薇安了望生命的彼岸,意识到死亡不过是生生不息的转瞬即逝——

恰如当年,导师对她的谆谆教诲:「Death is a comma, a pause… It’s not wit, it’s truth.

参考资料

  1. 约翰·多恩作品《No man is an island》。
  2. 约翰·多恩作品《Death, be not proud (Holy Sonnet 10)》,汪剑钊译文。原文为「And death shall be no more; Death, thou shalt die」,影片中引用版本为「And death shall be no more, Death thou shalt die」,前后差了一个逗号。
  3. 杨腓力谈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

男女都一样,阿司匹林也一样

原文发表于知乎


有知友提问:「阿司匹林用于心脑血管事件预防,为什么不同性别作用不同? 」因为他听说「阿司匹林防止女性出现脑血管意外,但对男性而言主要防止心肌梗塞」。

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在我有限的从医生涯中,从未听人提起过这一说法,无论是在神经内科,或心内科。

阿司匹林「男女有别」事出有因

追根溯源,阿司匹林预防作用「男女有别」的假设,可能来自 Berger JS 等 2006 年发表于 JAMA 的荟萃分析。这项研究共纳入 6 项阿司匹林用于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涉及患者 95456 名。研究结果表明,阿司匹林可以显著降低主要心血管事件复合终点(major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即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脑卒中)的发生率;其中,女性获益以缺血性卒中为主,而男性则以心肌梗死为主。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该研究的具体实施,会发现研究涉及的约 51000 名女性患者,大概 80% 来自「女性健康研究(Women’s Health Study, WHS)」。后者是一项阿司匹林用于心血管疾病一级预防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纳入患者 39876 名。值得注意的是,约 90% 的研究受试者年龄低于 65 岁,而这一年龄段的女性,由于雌激素(estrogen)的心血管保护作用,闭塞性心血管事件风险主要体现在脑卒中,而非心肌梗死。同一研究中,65 岁以上女性受试者贡献了 30% 的终点事件发生率,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升高。

更多研究证据表明阿司匹林男女「一视同仁」

看看更多研究的结果:

  • Kjeldsen SE 等 2000 年发表于 J Hypertens. 的亚组分析,进一步分析 HOT(Hypertension Optimal Treatment)研究中 18790 名患者数据,并无充分证据表明不同性别患者对阿司匹林反应存在差异。
  • 抗栓治疗试验协作组(Antithrombotic Trialists’ Collaboration)2002 年发表于 BMJ 的系统回顾,前后审阅 287 项研究,涉及抗血小板治疗与对照组对照研究患者 135000 名,抗血小板治疗组头对头对照患者 77000 名。研究结果未发现对于不同性别的高危患者,阿司匹林的预防作用存在差异。
  • 抗栓治疗试验协作组及 Baigent C 等 2009 年发表于 Lancet 的荟萃分析,纳入 6 项阿司匹林用于一级预防的试验,16 项阿司匹林用于二级预防(secondary prevention)的试验,涉及患者约 112000 名。研究结果未发现对于不同性别患者,阿司匹林的预防作用存在差异。

以上三项研究,样本量巨大,方法严谨,证据等级充分。有鉴于此,目前临床医疗工作者基本承认,阿司匹林的心血管事件预防作用,男女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我们应该谨慎解读各项临床研究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代表 WHS 研究一无是处。该研究至少告诉我们,65 岁以下女性,出于冠心病预防目的,给予阿司匹林收益不大。而 FDA 也坚持,患者必须经临床医师综合判断心血管事件危险因素后,方可处方小剂量阿司匹林。讨论阿司匹林「男女有别」时,NEJM 的社论还引用了希波克拉底的名言:「Life is short, the art long, opportunity fleeting, experiment treacherous, judgment difficult.」(生命短暂,艺术长存,时机易逝,试验莫测,判断甚难)——哪怕传奇如阿司匹林,同样离不开更丰富的临床证据,更全面的用药考量。

上海的「教会医院」

原文发表于知乎


简单收集了一些上海这边「教会医院」的资料。不太肯定“教会医院”的准确定义,所以只要是和教会、教士扯上关系的,都列在了下面……

专科医院

西门妇孺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

1885 年 6 月 3 日(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会服务团在上海县城西门外方斜路创办妇孺医院,命名为玛格利特·威廉逊医院(1884 年门诊部捐资人),中文名为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为上海首家妇孺医院。1942 年起由中国人主持。1992 年批准成为上海市红十字妇产科医院,2000 年更名为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2003 年正式第二冠名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

宏仁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宏仁医院,系美国圣公会创办于 1866 年(清同治五年)的同仁医局(另见综合医院部分)和建于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的广仁医院,于 1942 年(民国 31 年)合并而成,院址为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361 号。1954 年 4 月由上海第二医学院接办为附属医院。1957 年 11 月,由市卫生局改建为上海市胸科医院。1988 年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会教学医院,2005 年更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

圣心医院(现上海第一康复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923 年,上海著名实业家、公教进行会会长陆伯鸿在今宁国路创办圣心医院,主要为外籍及有钱患者服务。1931 年,中比庚款教育慈善委员会利用部分庚子赔款在院内设立中比镭锭治疗院,附属于圣心医院。1936 年,中比镭锭治疗院成为独立单位,并于 1937 年迁出圣心医院。1951 年 7 月更名上海镭锭治疗院。1954 年 1 月,划归上海第一医学院,更名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1968 年,又划归上海市卫生局,更名上海市肿瘤医院。1979 年恢复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继续成为附属医院。2000 年更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而原圣心医院于 1954 年 3 月,与当时市劳二医院合并,更名上海市立第二劳工医院(今杨浦区中心医院),原址成为其内外科病房。1999 年 3 月,杨浦区老年医院圣心医院原址动工,次年完工,定名上海第一康复医院,又名杨浦区老年医院。(感谢 @袁斌 老师指导)

综合医院

中国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844 年 2 月(清道光二十四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医师威廉·洛克哈脱(William Lockhart,中文名雒魏林)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外创设中国医院(The Chinese Hospital),又名华人医院,为沪上首家西医医院。1846 年 7 月迁入麦家圈(现山东路),更名山东路医院(Shantung Road Hospital),又名仁济医馆。1946 年 10 月起收归国人管理。1952 年 11 月 20 日更名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后先后更名为工农兵医院(1966 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1972 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1985 年),2005 年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共济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864 年(清同治三年),天主教江南教区创办于外滩科尔贝尔路(今新永安路),定名上海总医院(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1877 年(光绪三年)迁至苏州河北岸虹口头坝渡(今乍浦路桥北堍),更名共济医院,为疗养性医院,只收外籍患者。1953 年 1 月 1 日更名上海市立第一人民医院,1966 年更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1981 年起兼称上海市红十字医院。2002 年更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同仁医局(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1866 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蔼礼牧师与华人牧师吴虹玉共同创立同仁医局(另见专科医院部分,此处存疑)。

广慈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907 年 10、11 月(清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天主教江南教区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创办广慈医院(Hospital St. Marie),后为震旦大学医学院教学医院。1952 年划归上海第二医学院为附属医院,1967 年更名东方红医院,1972 年更名瑞金医院,1985年更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2005 年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后,更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伯特利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920 年(民国 9 年),美国伯特利教会在制造局路创办伯特利医院。八一三事变,医院遭严重破坏。翌年 5 月,在法租界白赛仲路(今复兴西路)设立分院。太平洋战争爆发,业务濒于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总、分院陆续恢复。1952 年 12 月总院更名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分院划归市第一妇婴保健院。1957 年 1 月,该院划属上海第二医学院为儿科系教学基地。1964 年 9 月划归上海第二医学院为口腔系教学基地,更名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1985 年更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05 年更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参考资料

  1. 上海市地方志医院及医院选介节
  2. 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3. 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组织部
  4.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6. 上海第一康复医院
  7.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8.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1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