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刃之下:中国患者为什么敌对中国医生?

文章《Under the Knife: Why Chinese Patients Are Turning Against Their Doctors》发表于《纽约客》2014 年 8 月 25 日刊,作者 Christopher Beam。事实上,原来的副标题似乎是「Why Are Chinese Patients Violently Attacking Their Doctors」,网页标题依然如此。

毋庸置疑,体制是中国医疗问题的重要根源,但个人反对将所有问题简单粗暴地归咎于「体制」,这既欠公平,又未免缺乏思考、过于懒惰。Beam 以哈尔滨杀医案为引,逐渐展开中国医疗体制目前的种种乱象,有人权问题,有经济风险,也多多少少掺杂一些政治因素。希望我的翻译能为有心者提供一个观察问题的崭新角度。水平有限,翻译过程中难免有错,还望不吝指出,谢谢!


2012 年 3 月还剩几天,地上的雪仍未融净。17 岁的男孩李梦南,最后一次步履艰难地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他从内蒙古的一个偏僻小镇出发,搭了十个小时火车来到这里,已经是两年来的第六次了。这两年间,他深受强直性脊柱炎(脊柱的一种炎症性疾病)的折磨,病情每况愈下。那天早些时候,哈医大一附院的医生让他先去城市另一头的诊所照 X 光,叮嘱他回来时带上检查报告,除此之外没有多说一句话。当他带着那张纸回来,医生却告诉他,他们根本无法治疗他的脊柱疾病,因为他曾患过结核病。李梦南一无所获,只能回内蒙古。

几个街区之外,28 岁的实习医生王浩赶着去医院上班。「出去吃饭?」王浩悄悄离开公寓,他的房东问道。王浩回答晚点才能吃,得先去医院接班,因为他是那天的夜班医生。到达他工作的风湿免疫科时,朋友护士张晓钟(译者注:音译)正准备下班,王浩请她隔天有空共进晚餐。他们经常一同吃饭、唱 K。由于春节期间他俩都回家团聚,一段时间不见,该小聚一下了。

同一时间,陪着李梦南来哈尔滨的祖父李禄,领着孙子,离开医院,穿过街道,回到他们暂住的旅馆。李禄躺到床上打算小憩片刻,李梦南告诉爷爷,他想出去走走。其实,他去了附近的日用品商店,揣着一把三英寸长的水果刀,又回医院,乘电梯到了五楼的风湿免疫科——他刚离开那里不久。确切地说,李梦南没有计划,事发后他坦白,想找之前拒绝为其治疗的医生。但当他走出电梯,他却径直走向看见的第一个白大褂。王浩正坐在电脑旁,于是李梦南将刀刃插入他的颈部,深至没柄。医院同事冲上去阻止李梦南,可他转过身来,又划伤了一位医生(译者注:郑一宁)的耳部、面部,砍伤另两位医生。接着李梦南打算自杀,却因为水果刀价廉质次,仅仅在颈部留下一道深深的裂痕,还弄伤了手部。自杀失败,李梦南逃离现场。

李禄事后回忆,他的孙子捂着脖子进门,鲜血顺着指缝流下,染红了他的毛衣、牛仔裤。「我不想再活了!」李梦南躺倒在床,这么说道。他的祖父用纸巾、床单裹住他的头颈和手部,将他送回街对面的医院急诊。接受治疗的同时,一位他砍伤的医生恰好也在急诊室,认出了李梦南,于是他迅速被捕。而在急诊大厅另一头的重症监护室,王浩宣告死亡。

哈尔滨发生的杀医案,传遍举国上下。卫生部部长呼吁严惩凶手。四个月后,庭审李梦南,政府罕见地向媒体敞开了法庭大门。中国商业周刊《财新》撰文探讨这个国家的「医患纠纷」,而英国学术期刊《柳叶刀》也发表社论,警告「中国的医生正身处危机之中」。

在中国,针对医生的暴力行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2011 年 9 月,北京一位书法家,因不满喉癌的治疗结果,捅了一位医生十七刀;2012 年 5 月,南京一位女性,因为十六年前的手术并发症,使用水果刀袭击了一位年轻护士;今年 2 月的两周时间内,愤怒的患者在南京打瘫一位护士,在河北割开一位医生的咽喉,在黑龙江用铅管活活打死一位医生。中国医院管理协会的调查表明,针对医疗工作者的暴力袭击事件,数量从 2002 至 2012 年每年平均增加 23%。截至 2012 年,中国每年每家医院平均报道受到袭击 27 起。

随着哈尔滨杀医案更多细节披露,媒体逐渐偏向凶手:李梦南既非精神病患者,也不曾有过暴力史——他被社会完全遗弃,所以被迫猛烈反击。王浩的死,象征着中国医患关系的崩溃,象征着中国医疗体系的彻底坍塌。

李梦南的庭审律师,名叫韦良月,在办公室接受了我的采访。他的办公室位于哈尔滨的市中心,一栋土褐色建筑的四楼,推开厚重的前门,大厅里站着一位保安。韦律师五十岁出头的样子,职业生涯专注于人权法律,经验丰富。为此他饱受煎熬,庭审当天,韦律师刚在劳教所呆了 26 天,才释放不久。2009 年,他和妻子因替内蒙古的某某功(译者注:你们懂的)练习者辩护,被哈尔滨公安局拘留了 1 个月。自那以后,他每遇见争议性案件,都害怕得不敢接手。不过他告诉我,当同事问起他是否愿意为李梦南辩护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说,第一次听到媒体报道该案,他就在想,为什么这位患者要诉诸如此的手段。

韦律师与另一位人权律师李方平合作,后者刚刚为一位知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代理。庭审开始前,韦李两人只能短暂地会见当事人。李梦南坐在拘留室里,沉默不言,心事重重。这位十几岁的少年了无青春活力,李方平感到震惊,他说:「我感觉得到,他完完全全是一张白纸。」

检方要求判处李梦南无期徒刑,这是未成年人最严厉的处罚。但是,韦良月的律师团队对李梦南了解越深,越觉得他更像一名自身权益受损的受害者。他们决定将案件的重心,引向始终无力医治他的医疗系统。「尽管李梦南谋杀他人缺乏合理动机,」辩护请求书写道,「但医院的处置疏忽、医疗过度,以及拙劣的服务质量,才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

李梦南 1994 年出生,在大杨树长大,大杨树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一座小镇,因草原、煤矿闻名。他大概一岁时,父母离异,父亲进城务工,他便和祖父母同住。李梦南三岁时,父亲因抢劫入狱。李梦南读书成绩不佳,中学老师建议辍学。14 岁那年,他投奔了北京的姑妈,然后向年长的朋友借了身份证,在一家公共澡堂谋了份按摩工作。在那里,他每个月最多可以挣 700 元人民币。

几个月后,他的腿出现异常。他去了医院,却无力承担所有必要的检查费用,诊断难以明确。于是他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但乡镇医院无法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其中许多甚至无力购买基础设备。2010 年 9 月,李梦南和祖父购买了前往哈尔滨的廉价车票,10 小时的夜间火车,而哈尔滨是距离他们家最近的大城市。与中国所有的顶级医院一样,哈尔滨的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诊断他为滑膜炎——一种关节滑膜的炎症——并处方了一系列针剂。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误诊。韦良月庭审时,坚称当时的错误治疗,使李梦南的病情愈加恶化。

次年春,药物仍不见起效。年方十五、六岁的李梦南,走起路上像个老人。「他进了浴室,甚至蹲不下来。」他的祖父后来告诉记者。4 月,祖父领着他回到哈尔滨,这一次诊断正确——强直性脊柱炎,一种慢性炎症疾病,最终会导致脊椎的完全融合,即所谓的「竹节样脊柱」。

强直性脊柱炎是不治之症,但医生解释,使用静脉药物「类克」(译者注:英夫利西单抗,infliximab),能够控制症状。类克一疗程 39000 元人民币的价格,令贫穷的中国家庭却步。作为进城务工者,李梦南也有保险,不过只能涵盖不到一半的费用,大概 8000 元人民币,他和他的家庭必须自行承担剩下的部分。他们动用了李梦南的福利津贴、祖父的养老金,还问亲戚、朋友借钱,才凑齐这笔钱。

注射完第一针类克,李梦南的病情便有所好转,他绕着家里的院子一边快步行走,一边对他的祖父大声喊:「看,我可以跑了!」可一个月后,医生发现他患上了结核,可能因为药物抑制了免疫系统,于是不得不停用类克,并告诉他,必须治愈结核才能重新用药。韦良月在辩护书中辩称,院方在第一次用药前,已经发现李梦南患有结核,但由于药物有利可图,故未发一言。

为了继续治疗,李梦南必须在呼伦贝尔当地的医院中呆上 4 个月,接受抗结核治疗。据其祖父所言,此时李梦南已经出现了异常举动。突然放声大笑,或在夜里绕圈行走,边走边叫。直到最后一次回到哈尔滨,爷孙俩依然对病情保持乐观。结核仍未痊愈,类克治疗还须延迟至少三个月,这一结果碾碎了他们的希望。医生没有直接告诉李梦南坏消息,而是告诉了他的祖父,让他等在办公室外。据韦良月所说,就在那一刻,他的当事人感到莫大的屈辱。「李梦南当时就想,『医生是在骗我吧?』」他告诉我,「他只知道,他在办公室外等过好几次,每一次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不,不』。」

中国最古老的医生之一扁鹊,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半虚构人物,因肉眼洞察人体、起死回生的本事,广为人知。然而,在他的时代,他似乎不受人赏识。他指出齐王(译者注:应为「蔡桓公」,典出《韩非子·喻老》,下同)患病时,齐王怀疑医生是为了钱财行骗,因此置之不理。数日之后,齐王去世。公元 2 世纪的著名外科医生华佗,由于向将军建议手术切除脑内肿瘤,被怀疑企图谋杀将军,结果受到处决——这是早期患者向医生实施暴力的例子。

虽然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悠久,但医疗从业者过得一直不好。儒家要求每位「君子」具备足够的医学知识,自己便可以照顾家庭,所以即使最高明的医生,地位也很低。清代医家徐延祚对医学专业更是不屑一顾。「患者很少死于疾病,」他写道,「他们通常死于药物。」

现代医学技术,19 世纪在欧洲、北美洲逐渐成型,但花了更多时间才对中国产生影响。即使进入 20 世纪中期,医生仍继续践行着一套传统、现代医学混合的系统。1949 年共产党接收政权,中国政府开始承担医疗职责,可这一现象依旧未能改变。推广疫苗接种、改善公共卫生环境、发动消灭「四害」(鼠、苍蝇、蚊、麻雀)运动,控制了疾病传播,降低了儿童的死亡率。1965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共产党宣布将向每一支生产大队派驻「受过训练的医疗工作人员」,「他们平时参与生产,业余时间从事医疗工作」。这些医疗工作者称为「赤脚医生」,都是典型的农民,一部分是城里的年轻人。根据西方标准,他们都只是外行,然而这一制度至少保证中国的乡村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项目运行十年后,中国的平均期望寿命从 51 岁增长至 65 岁。

一些赤脚医生,则走上了正规的医疗道路,刘国恩便是其中之一。我在北京大学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他已成为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办公室位于一幢华丽的清代建筑内,从办公室俯瞰,一侧是庭院,另一侧是河流。「我被分到了最好的地方。」他咧嘴一笑。刘医生穿着 Nike 的运动裤,Boss 的休闲衬衫,他在美国度过了大多数执业生涯。他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发表正式讲话,不经意间透出身为教授的自信。无论我什么时候提问,他都会顿一顿,说声「好的」,然后继续下去,好像我打断了他的泉涌文思。

刘医生在四川乡下长大,完成高中学业后,就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分配到集体农场工作。他记得那时,早上 6 点起床下地种玉米,虽然土壤并不适合。「我们每天都必须做那样无意义的工作。」他说。一天,农场领导把他叫进办公室,指派他担任农场医生,仅仅因为他有一张高中文凭。

「我对医学一无所知,」刘医生告诉我,「我只能开始给人看病。我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经过我的诊治恶化了,有多少人病死了——我毫无头绪。」尽管如此,赤脚医生仍然受人尊敬,也没有患者抱怨这样的医疗标准。「人们为了一杯水、一碗饭奋斗,」刘医生说,「他们甚至没有时间接受医疗服务。」

毛泽东逝世后的 1976 年,中国大学重新招生,刘医生进入了一所成都的学校。1986 年,他前往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攻读卫生经济学,随后留在美国担任教职。其时,中国的医疗系统四分五裂,邓小平推行经济自由化,废除了许多人依赖的合作医疗体系。自生自灭的方针,加速了部分经济领域的发展,比如制造业、房地产业,却使医疗系统陷入泥潭。国家不再承担医疗费用,公立医院只能自负盈亏、追逐利益。医生收入降低,于是许多人开始收受贿赂,而钱一般会塞进「红色信封」(译者注:即「红包」)交到医生手上。旧体制下,受过教育的城市医生会结队前往乡村,协助赤脚医生服务;现在,生病的农民为了最好的治疗,必须前往省会,结果大城市的医院负担加重。「政府完全不把医疗护理当作重要问题。」刘医生说。

到了本世纪初,无论患者、医生、政府,每个人都同意医疗系统已经瘫痪。2002 年华南地区爆发的 SARS 疫情,进一步加重了危机感。2003 年,政府施行了一套面向乡村居民的医疗保险系统;2007 年,政府为城市居民也提供了一项保险计划。2002 年,在北卡来罗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译者注:Chapel Hill)担任教职的刘医生,接到电话,邀请他回北京,参与建设北京大学卫生经济管理专业,他接受了邀请。「这是我的梦想。」他说。

刘医生在北京开始向国务院提案,后者是中国的最高行政机构,起草法律,还常常制定国家政策的发展方向。2009 年,国务院宣布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包括五部分内容:政府将在 2020 年前向所有国民提供医疗保险;政府将降低基本药物的价格;政府将加快推动公共卫生服务,如教育、免疫接种,尤其在最贫穷地区;政府将投资乡村地区的医院,减轻城市医院的压力;政府将调整大型公立医院的结构,主要提供急诊护理和专科服务。其中最后一项最为艰巨,刘医生认为,因为这会导致大型医院的消费者流失。「医院绝对不会自己动手,除非你彻底地贯彻改革。」他说。

改革已经获得了部分成功。官员们自豪地宣布,相比 2003 年时的 30%,现在有 95% 的中国人被纳入了各种形式的基本医疗保险。然而,同期医疗护理费用也在上升,许多患者和以前相比,实际开销并未减少。另外,正如李梦南的例子,政府保险覆盖的内容因居住地区不同而差异显著。同时,近年来受保者大批涌入,导致大城市的医院压力日趋增长,超过了乡村卫生设施的建设速度。黄延中(译者注:音译)是萨顿贺尔(译者注:Seton Hall)大学的教授,研究中国的健康护理问题。他告诉我,医疗暴力事件的爆发,表明旨在改善民众承受能力、接受机会的医疗改革,已经失败,患者仍然希望能够在大城市的医院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他表示:「当这一方法也证实无效,他们便陷入了极大的烦乱。」

去年夏天,我去云南旅行,全身莫名其妙地发满红疹,于是第一次走进中国的医院。一位五十几岁、外表友好的男医生,立刻替我诊治,就在几位患者、保安面前,让我撩起衬衫,让他观察病灶。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回答北京。他说,云南的空气与北京不太一样,这是皮疹最可能的病因。我说,我以前也来过云南,那时没有皮疹。「你吃的东西呢?」他问。「这边吃得很辣。」但我已经习惯了辛辣的食物,我回答。水质也可能引起皮疹,他继续提示。我告诉他,我不喝这边的水。他看起来有些为难,于是我问他有什么推荐,他建议我离开云南。我第二次去医院,不得不披上一件白色外套。

孟化医生四十岁出头,为人友善,他同意让我跟着在北京友谊医院里呆上一天。我接触过的其它医生都拒绝了我,但是孟化医生刚刚架设了网站,推广他最新的肥胖症手术技术,他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宣传的机会。我就守在他办公室的一角。

「好久不见!」孟医生对进来的一位老年女性说。她此前患有胃痛,这次过来做些复查。看上去都还好,孟医生拿着她的 CT 片说。他推测她的胃痛可能与便秘有关。「如果运气好,我三天大便一次,」她说。「看,这可不够,」孟医生说,「你得每天大便一次。你主要吃什么东西?」「蒸馒头、米饭、粥。」她说。孟医生建议她多吃一点蔬菜,还提出去泌尿科再做一个超声检查,但老太太不愿意。

作为专科医师,孟医生有时间去了解患者的病情,听取他们的担忧,但像他这么做的,已经为数不多。下班后,他领着我穿过医院大厅,走进普通住院医师的办公室。他为一位神情紧张的女性开了张处方,字迹潦草。我问他那天看了多少病人,他一言不吭,将散落在桌上的几十张收据收起,叠在一块塞到我的面前。

中国医生超负荷工作的事迹,我听说过不计其数。上海一位资深放射科医生告诉我,他所知道的记录,是一天看了 314 位患者。「那个记录发生在上海儿童医院,」他说,「一位医生,从早上 8 点干到下午 6 点,10 个小时,每个患者只有 2 分钟时间。」根据陕西省的调查,每位患者的平均就诊时间为 7 分钟,其中医生与患者的交谈时间只有一分半钟。结果,患者越来越急躁,挤在诊室门口,甚至不敲门直接闯入。Joe Passanante 医生来自芝加哥,曾在北京和睦家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告诉我,有一次他正在给一位女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此时一对父母领着发热的女儿走进房间。「我正在按压濒死患者的胸廓,希望救活她,而他们还问我,能否看一下他们的女儿。」他回忆当时的情景。

与孟化医生的一天结束后,我才想起没有看到「红包」交易。他解释道,往往重大手术时才会给「红包」,我跟的常规门诊没有。不过他说,医院中的贿赂现象普遍,即使他们反对也几乎无济于事。医生薪水偏低,但通常以奖金、药物回扣、贿赂弥补。孟医生说:「我一个月薪水总共一万元。我想开辆车,买套房,需要额外收入。如果手术后患者给『红包』,我大概不会拒绝。」

难怪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公众敌意。哈尔滨杀医案后,几乎有与谴责行凶者同样多的声音,称行凶者为受害者,向他表示同情。中国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起了一场在线调查,要求读者评价他们对罪犯的态度(微笑、难过、愤怒),65% 的读者选择了「微笑」。调查虽然被撤下,但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其中的某段细节,一位评论者沉思后写下:「会不会我们都是凶手?」

几乎每个中国人,似乎都经历过医生、医院的恶劣对待。大多数大型医院都设有患者服务部门,患者在那里可以大倒苦水、申请赔偿。如果无效,他们可以医疗事故起诉。然而,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任法律系统,成功的可能性难以预料。同时,医院出于名誉考量,更倾向私下解决,而非闹上法庭——当地政府也可能由于过多争议而处罚医院。

如果官方途径毫无用处,患者常常会组织抗议。2013 年,一位 34 岁的母亲,指责医院剖宫产中发生医疗事故,术后召集了十余位朋友、亲戚,冲击北京第六医院。事后,她顺利获赔约一万美元。今年 5 月,昆明一名男子的妻子、婴儿死于剖宫产,他抱着他的其它孩子攀上医院屋顶。威胁跳楼,而亲戚们围在楼上,阻塞交通。当一位患者病逝,亲戚们责怪医生时,他们有时就将患者尸体陈放在医院入口,直到拿到赔偿。

我在北京采访了 Benjamin Liebman,他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医疗事故暴徒」的研究文章。他告诉我,比起法律途径,抗议总能从医院那里讨到更多钱。家庭成员甚至可以雇佣「职业抗议者」(译者注:即「医闹」)。深圳一份报告指出,类似抗议者平均每天收费 50 元。上海的那位放射科医生告诉我:「如果你的母亲死在医院里,就会有中介来找你:『我们可以帮你,派 20 个家伙来医院敲诈,你拿到的赔偿我们五五分成。』他们都非常职业。」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么一个国家,哪怕小范围的公众集会都会引起政府的反应,医疗事故暴徒却常常无人干预——或许权威部门认为他们事出有因,或单纯是赔偿谈判的一种有效方法而已。一些学者甚至论证,中国政府心照不宣地欢迎类似抗议,觉得它们是一条相对无害的不满发泄途径,是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的早期警告——伯克利的政治科学家 Peter Loretzen 在其威权政治制度的研究中,称该现象为「合法暴乱」。Liebman 告诉我:「抗议成为提供社会安全的机制,成为区别需要帮助人群的机制。」然而问题在于,他说:「每个人都知道政府划拨了专款,发放给上访、抗议人群,这将鼓励更多抗议。」

李梦南的庭审中,律师试图减轻判决,理由是他接受了失败的治疗。李梦南在法庭上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好,看上去毫无懊悔之心。法官的问询阶段,他的回答都是单音节。「你觉得对不起吗?」法官问。「嗯。」「那么向王浩的父母和医生们道歉。」「好。」但王浩的家人拒绝道歉。「我不相信他,」王浩的父亲后来告诉我,「那些话并非发自肺腑。」庭审持续了一天,三个月后,法官判决李梦南无期徒刑。

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一同下达,这是中国的普遍现象,王浩一家希望通过民事诉讼获取赔偿。法庭判决李梦南赔付受害者家庭 68 万元,但王浩的父亲承认,他不指望收到一分钱。

王浩一家雇佣李慧娟律师进行民事诉讼。她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女性,兼任他们的发言人、公关代理,以及心理治疗师。最近,我在北京一家书店的咖啡馆里采访了她。她穿着偏大的紫色外套,拿着蓝色的 Prada 钱包,言语流利,经常抛出一些我理解困难的中国成语。她看见我茫然的表情,就会写下来解释给我听。李慧娟五十几岁,成为律师前就读于医学院。更早一点,她在中学任教,至今还保留着凡事说教的习惯。庭审以来,她成为了中国最需要的人,一位反对医患暴力的活动人士,飞往全国各地,给医生、院长们开设讲座,教授如何预防与患者冲突。她拿出 MacBook Air,向我展示了一套 PowerPoint 幻灯片,当中有精心挑选的血案现场照片、抗议场景图片,以及穿插其中的引用语,希波克拉底的,爱因斯坦的,马克思的,彼得·德鲁克(译者注:Peter Drucker)的。每一位「受害者」都有他(或她)自己的纪念场面:头像悬挂于花朵、蜡烛等等之上,而标语昭示着「凶手」终将受到惩罚。

中国医疗现状令李慧娟失望。「改革一无所成。」她说。她认为,该由医生、医院来尽其所能地改变。她的幻灯片推荐医生仔细记录病情并小心保存,同时确保患者理解他们的疾病诊断。医学院也开始强调医患关系。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在开设一门名为「医学人文学导论(译者注:原文为「Introduction to Medical Humanities」)」,教导未来的医生们重视与患者的关系。

如果中国的医疗改革失败,将代价高昂。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用于医疗护理的开支占收入比例逐渐增长;而肥胖、吸烟率升高,意味着更年轻的一代同样面临昂贵的医疗账单;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它将拖垮整个经济体系。过去不到十年间,中国依靠向世界其它地区出口商品繁荣昌盛。但是,全球需求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得不更依赖国内消费能力,中国人的家庭储蓄率目前仍为世界第一(约收入的 50%),但他们得开始买点什么了。然而,除非医保计划覆盖普通家庭更多的医疗项目,否则人们会继续储蓄,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毁灭性健康支出。

李慧娟说,她读医科的时候,医疗工作者还是受人尊敬的职业。「现在,」她说,「我们朋友的孩子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医生短缺,加上费用增长,伤害的不仅仅是医疗产业,她说:「还会削弱国家力量。」

4 月 1 日,王浩的第二个农历祭日,家人们聚在他家乡内蒙古赤峰的市郊,他的坟前。王浩的父亲王东清,来机场接李慧娟和我一同前往。「这些建筑都是过去十年里盖起来的,」我们车经城市时,李慧娟向我解释,「一开始,赤峰贫穷、偏远、荒凉,现在却蒸蒸日上。」王东清点头赞同。他在农村长大,入伍一段时间后,进入了城市的一家银行工作。他的汽车是豪华的荣威轿车,我问他住在哪里。「他住在老城区。」李慧娟抢着回答。她穿着黑色军服式大衣,戴着皮手套、大大的黑色太阳镜,好像一位正在躲避「狗仔队」的明星。我注意到仪表盘上摆着迷你转经筒,就问王父是不是佛教徒。他否认。

我们的车驶入公墓,哭泣声回荡在车旁。王浩的母亲赵春云(译者注:音译)坐在墓边抽噎,姑姨、叔舅、兄弟则围着她。「我的儿子就这么走了。」她悲叹。墓碑是一块高高的黑色大理石板,刻着「爱子」等字,四周摆放着花束、水果、焚香、啤酒,还有一罐红牛,朋友们还在一边点起火堆。李慧娟径直走向王母,拥抱了她。「我们来看你了。」李慧娟说,「许多人都注意到了问题,他的死没有白费。」最后,公墓工作人员过来请王母稍微安静一点。「对不起,我们快结束了。」有人回应。

所有人就近找了家宾馆,在包厢里吃午饭,而李慧娟还在安慰王母。男人、女人分坐在两张圆桌旁,我坐在王父身边,发现他的深色西装多多少少沾上了一些尘土。白酒烧喉。啜饮间歇,我问起他的儿子。「他异常稳重,」他说,而且「非常勤奋」。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是春节假期,年轻人总是学习。「他热爱医学,」他的嫂子补充道,「他太痴迷了。他告诉母亲,他一定会得到诺贝尔奖。」王浩当时刚刚被香港录取就读博士,通知书在他死后五天抵达。他的朋友、家人无论何时患病,他都会帮忙解决,所以他们从来不去医院。他的父亲和其他人总在重复一个事实,王浩和李梦南其实素不相识。王浩的死就如同随机事件,如同无形之力的结果。「就像闪电劈中地面。」王东清说。那一天两人相遇,有十亿种其它可能。

我问王东清,他觉得儿子的死是谁的过错。「我认为是医疗体系。」他说,「李梦南只是这场冲突的代表。已经发生了许多类似事件,我们怎么可以仅仅责怪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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