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离我们很近，打开报纸、收音机、电视、网络，各种媒体总有人谈「民主」；民主离我们又很远，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道出究竟何为「民主」、如何实践「民主」。从五四运动至今，「民主」一词已经深入人心，但也仅仅作为口号。那么，民主到底什么样子？一种思维方式，一套政治体制，抑或一张「非黑即白」的选票、一句「少数服从多数」的口号？我着实糊涂，直到遇见寇延丁、袁天鹏的小册子，《可操作的民主》。

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身体力行民主思想的故事。两位作者大幅精简《罗伯特议事规则》后，向安徽省南塘村村民推广，帮助他们合作社议事时，能够通过民主方式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全书文字平淡，却将整个精简、推广、操作过程娓娓道来，提供了完整的民主落地实例。书中的智慧交锋、谨密思考，令我受益匪浅，更难能可贵的，是解答了我的三个问题。

第一，「民主」是什么的问题。

有人说民主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这既丧失了对少数方作为「人」的尊重，又把你进我退的博弈片面化成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人说民主是尊重「我」的权利、听「我」的——那么别人的权利谁来尊重，别人的声音谁来听？所以，「民主不是表决」，「表决只是实现选择的方式」。民主的基础是充分的沟通理解，前提是必要的折中妥协，目的是保护个人或者群体的权利，「实现多方权益、回应多方诉求」。

再进一步，所谓的「个人或者群体的权利」，也远非字面如此简单，实际上包涵了五层含义：第一，「多数方的权利」；第二，「少数方的权利」；第三，「缺席方的权利」；第四，「个人的权利」；第五，「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的整体的权利」。显然，民主的实现，确实仰赖每个个体、每个群体对其它个体、群体权利面面俱到的考量和尊重。当然，以上内容不足以体现「民主」的全部理念，但这样的阐述，道理与事例相结合，循序渐进，仍属不易。

第二，向低教育水平人群推广「民主」的问题。

2011 年末，韩寒发表「韩三篇」，引发争议。文章直面国内不同阶层间的厚重隔阂，以及对「民主」认知的巨大鸿沟，认为如果人群国民素质、教育水平跟不上，很难实现民主化。当时的我，同样抱持类似的担忧，一方面对「民主」缺乏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生活、工作中体会了太多这一人群带来的辛苦与无奈。

然而，寇延丁、袁天鹏却颠覆了我的成见，南塘村的例子至少证明，即使低教育水平人群，同样有潜力通过民主程序解决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放弃习惯」，「改变思路」，根据村民的实际文化程度，「能理解多少就传授多少」，最终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将厚厚的一册《罗伯特议事规则》凝炼成简明易懂的《南塘议事规则十五条》。

这样的观念转变，引人深思。因为特定人群教育水平过低，而放弃他们的民主化进程，事实上也违背了民主保护不同群体权利的精神。而特定人群教育水平过低的同时，许多高教育水平人士未能表现出相应的优势，墨守成规，缺乏改革、尝试的勇气。无论议事规则，或民主思想，「走进基层需要前提」，「也需要能力」，「草根『向上』的能力」之外，「精英『向下』的能力」不可或缺。

第三，「民主」习惯化的问题。

从某个角度而言，拿「议事规则」代表真正的「民主」内核，颇有些投机取巧的感觉，其实未必。一来「民主」再冠冕堂皇，归根结底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议事规则」是当中的重要内容；二来「议事规则」受民主思想指导，同样反映「民主」的内涵，通过反复熟悉、应用，潜移默化间向人群传授了部分原则。

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开会」，于是翻译改编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定名为《民权初步》，并在序言写下：「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团体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可见假如「议事规则」成为群体的习惯，一样能够发挥不容小觑的威力。在神经科学领域，或许可以与「外显性记忆（explicit memory）」、「内隐性记忆（implicit memory）」类比。

总而言之，《可操作的民主》书中的经验弥足珍贵。争议的人群，新颖的手段，以及值得期待的结果，对中国的「民主」教育无不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南塘试验未必「昭示着中国真正民主时代的来临」，却确确实实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民主付诸行动的、可操作的策略、程序」，难道这还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