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抗癌团体协作，降低全球癌症负担，促进平等，确保癌症控制在世界健康、发展日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总部设于日内瓦的 国际抗癌联盟 这样阐述其 愿景。

与通常我们印象中的抗癌组织略有不同，国际抗癌联盟（Union for Internationl Cancer Control, UICC）强调癌症控制在全球范围——尤其落后国家、地区——的普及，希望帮助所有地球居民获得质量可靠、能够负担的癌症基础治疗。

每年 2 月 4 日的「世界癌症日（World Cancer Day）」便是该联盟发起的最重要活动之一。从 2016 年开始，「世界癌症日」设立了一条为期三年的 活动口号：「我们可以。我可以。（We can. I can.）」，宣传个人生活方式、行为对降低全球癌症负担的作用。无论身处何地，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力所能及的行为改变，预防癌症，或者实现早期诊断、治疗癌症。

中国目前仍有大量地区处于相对落后、贫穷状态，却又不得不面临癌症发病率持续增长的窘迫局面，因此「世界癌症日」活动对于我们同样具有一定意义。因此我翻译了活动 2017 年的宣传资料，放在这里，欢迎大家取阅、传播。

原材料 为英语，PDF 格式，遵循「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CC BY-SA 4.0）」协议发布。久未修图，部分改动不甚满意，还望诸位手下留情。以下图片内容遵循「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CC BY-SA 4.0）」协议。

原文发表于 知乎专栏。

2016 年 12 月 7 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亨利·冈萨雷斯会议中心，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 的演讲厅内，波士顿 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 的乳腺癌专家 Eric Winer 医生荣膺 威廉·麦圭尔纪念讲座奖，正在发表题为《长路蜿蜒：回顾与展望》的获奖演讲。

时间已近正午，Winer 医生半个小时的演讲已近尾声，大屏幕映出长长的致谢名单。然而，他没有离开讲台，却告诉底下的听众，将与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我明天就 60 岁了，真是难以置信。」他的声音不紧不慢，与先前的学术演讲一样沉着睿智。

Eric Winer 医生的外祖父患有血友病，女儿 18 岁时因病去世。5 年后，Winer 医生出生，因为家族遗传，也是血友病患者。他在波士顿儿童医院「长大」，自嘲如果医院有「常旅客计划」，那他一定是「执行白金卡用户」。那时候，男性血友病患者的预期寿命中位数不到 20 岁。

Winer 医生 13 岁时，凝血因子 Ⅷ 上市，一夜间改变了所有 A 型血友病患者的命运。尽管需要定期注射药物，但 Winer 医生终于成了「正常」少年。他 17 岁提笔写下论文，探讨血友病患者如何积极乐观地生活下去。他还立志成为医生，帮助更多患者。只是他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胜任，于是进了耶鲁大学攻读历史，专心研究俄罗斯历史——末代沙皇的太子 Alexis，也是血友病患者。

然而，Winer 医生始终念念不忘当医生的念头，好在 1979 年如愿考入耶鲁大学医学院。

1982 年，美国报道了 3 例因血友病输注血制品感染 HIV 病毒的病例，Winer 医生如坠冰窟。与其它约一万名血友病患者一样，他也查出了感染。最初，大家乐观地认为艾滋病并不可怕，所以他照常结婚、生子，去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工作。

很快风向突变，大家意识到，艾滋病传播迅速，病情严重。他的牙医拒绝为他服务，却无法向亲友、同事启齿，整天深陷忧虑、恐惧之中，担心工作无法继续，害怕孩子被人孤立——Winer 医生与妻子什么都没做错，却承担着天大的屈辱，不得不过起隐士般的生活。1989 年，Winer 医生的女儿出生，随之而来的还有艾滋病的症状。

「我从未奢望看到孩子长大，但我不否认，我不止一次想象他们长大的情形。」他的声音依旧镇定自若，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直到 90 年代中期，「鸡尾酒疗法」问世。「鸡尾酒疗法」是「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俗称，迄今都是针对 HIV 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联用多种抗艾滋病药物，类似调配鸡尾酒而得名。Winer 医生再次燃起生活的希望，尽管麻烦远未结束：首先，他感染 HIV 的同时，染上了丙型病毒性肝炎，为此他接受了长达 2 年的治疗；其次，由于早期「鸡尾酒疗法」的毒性，他出现了肝脏门静脉高压，并因此反复发生消化道出血，被迫经常出入于消化道内镜门诊，有时还必须搁下诊所忙碌的工作。

2008 年，Winer 医生最终决定接受门静脉分流手术。虽然对手术并发症一直顾虑重重，但他别无选择。幸运的是，之后的 8 年，一切平安。

「想不到，比起 10 岁、30 岁、40 岁、50 岁，我现在有更大的可能再活上 15 到 20 年。」他的声音听不出一丝波动，完全没有劫后余生、额手称庆的感觉。

世人通常以为，一场大病足以让患者脱胎换骨，或重设人生目标，或性情转而向善，或更容易感同身受面对重大疾病、变故的他人，Winer 医生全然不是。毕竟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外表再光鲜亮丽的人也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困难与痛苦。即使如此，Winer 医生仍然从中获益匪浅，作为患者，作为医生，作为临床研究者。

Winer 医生存活至今，运气的成分——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遗传差异——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举足轻重。无论凝血因子 Ⅷ，或「鸡尾酒疗法」，都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生存机会。此外，他的经济实力允许他接受最好的治疗手段，目前他使用的凝血因子 Ⅷ 长效制剂，每年的支出超过 60 万美元。

作为医生、临床研究者，Winer 作为患者的经历无疑弥足珍贵。患者的处境，远非疾病如此简单、直观，他们会因为社会、舆论的偏见歧视而毁灭。所以他呼吁医生不仅仅为患者处理疾病问题，也应尽力鼓励患者保留希望，积极生活下去，因为科技并未进步。当然，医疗手段常常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譬如凝血因子 Ⅷ 导致的 HIV、丙型肝炎感染，「鸡尾酒疗法」带来的消化道出血，因此医生实施前，应当仔细考量其必要性，尤其获益不大的时候。

Winer 医生不是乳腺癌患者，但经验不见得无共通之处。事实上，当历数过去 20 余年乳腺癌诊治的进展，亲手接待数千位乳腺癌患者，他惊讶地发现，他从自己故事中获得的教益，同样适用于乳腺癌疾病领域。而在我看来，哪怕外推至整个医学领域，也并无不妥。

我执业的几年里，特鲁多医生的「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也烂熟于心。但对「安慰」两字的理解却流于形式，单纯当作医学局限性的托辞，忽略了医生更重要的角色——纾解患者心结。Winer 医生的故事难能可贵，因为他从两个角度出发，既承认了当前医学科学的无奈，又强调了医生、临床研究者肩头的重任，使我对「安慰」产生了更直观、清晰的认识。

「我想铭记并感谢我治疗过的数千名乳腺癌患者，所有患者，以及她们的家属……她们如此慷慨地与我分享她们的经历。」

原文发表于 知乎专栏。

我跪在教室的一角，安静地端详横躺在面前的人偶模型。模型真人比例，只有上半身，裹着单薄的拉链开衫，脸上不甚清晰的五官轮廓，看不出他内心是否和我一样紧张。身旁的老师突然一声令下：「开始！」我立即竭力搜索脑海中的所学，一边口述，一边按部就班地行动起来：「首先，确认环境安全。」……

此时此刻，我正在参加急救（first aid）考试。

中国法律 规定，我离开医院超过两年，已经丧失了直接重新执业的资格。然而，我颇不甘心，总想着能够继续为患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恰好之前医院的同事告诉我，她现在任职的外资诊所，开展了美国心脏病协会认证的急救课程，面向社会无医学背景人士授课，还发放认证证书。

创立于 1924 年的 美国心脏病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是全美历史最悠久、体量最大的，致力于心脏病、卒中防治工作的志愿者组织。该组织顶尖的成就之一，便是起草、出版了一系列急救指南标准。除了面向医疗专业人士的基础生命支持（basic life support, BLS）、高级心脏生命支持（advanced cardiac life support, ACLS），他们也鼓励非医学专业的社会人士，积极参与现场急救，并为此设计了名为「Heartsaver®」的认证课程。

拿到手的中文教材，依据 2010 年版指南标准编写，其实后者 2015 年作了修订，中文版仍在翻译之中。我第一时间浏览了目录，完整的课程分成五部分：

• 急救基础：施救者职责、安全等；
• 内科急诊：气道梗阻、心脏病发作、晕厥、低血糖、卒中、休克等；
• 外科急诊：肉眼可见或不可见出血、创伤、骨折、烧伤等；
• 突发环境事件：叮咬伤、高低温所致急症等；
• 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和自动体外除颤仪（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成人、儿童、婴儿各年龄段的手法。

内容基本涵盖了常见的急症类型。即使对于我这样具有专业背景的学员，由于我从未系统接触过急诊工作，而相关标准每隔几年又更新一次，因此有机会全面、详细地重温一遍，同样大有裨益。

整套课程需要占用一天时间，费用 800 元。令我惊讶的是，确实有不少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报名，包括医院护士、学校老师、患者家属等，虽然大家的动机各不相同。其中一位酒吧员工被问及参加原因时，讲述了客人在店里突然发病，无人急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过世的故事。他末了慨叹：如果当时有人上前急救，这条生命的结局大概便不一样了。

课程的形式为观看 AHA 拍摄的培训视频，拥有专门资质的讲师不时暂停，展开讲解。同时配发教材，供平时阅读复习。CPR、AED 部分，则备有专门模型练习操作。最后，学员必须通过书面考试，以及一系列操作考试，全部合格者，方能获得名片大小的 AHA 认证证书，可以插入钱包随身携带。

Heartsaver®（中文译为「拯救心脏」）课程给我最大的感受是，真正的平民化，或者努力地追求平民化。这不仅仅表现在教材遣词的简单易懂，绝少专业术语，也体现在内容范围的精心选择上，毕竟向非医学专业人士传递专业信息时，如何尽可能减少误解，避免「业余」施救者对患者可能造成的不必要伤害，是现场急救流程中无法忽视的问题。

仅以休克一节为例，课程采用了极其精炼、简短的篇幅介绍每种疾病的定义、原因、表现，基本不涉及任何医疗知识，并尽可能简化急救步骤，防止施救者判断失误，对患者造成额外伤害。事实上，AHA 近年来的许多标准更新，目的都是改进具体操作的容错性，如单纯胸外按压的心肺复苏。

当然，这样的简化可能带来一些问题。譬如心脏病发作时口服阿司匹林，教材指定的剂量为「2 片低剂量阿司匹林或 1 片常规剂量阿司匹林」，中国学员未必理解，因此讲师暂停视频，给了具体数值。此外，学员应当系统学习全部内容，才能保证正确运用知识。上文阿司匹林的例子，急救时应首先排除「阿司匹林过敏」、「严重流血」、「卒中症状」，如果未接受过相应培训，难免发生给药错误。

其次，课程极为强调对个体的尊重，无论施救者或患者：施救者自始至终必须关注自我保护，而患者则应当保留拒绝接受急救的权力。薄薄一百余页的册子，充分展现了现代医学伦理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我一直坚信，这样的急救课程，无疑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课程之一（或许连「之一」都没有）。因为它可能帮助我拯救一条生命，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哪怕一个陌生人，其中获得的满足感恐怕也绝不亚于工作中的任何成就。现在，我的口袋里总是揣着认证卡片，一旦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又可以勇敢地冲上前去：「您好，我学过急救，可以帮助您吗？」——尽管这样的情形最好永远不要发生。

跑步三年有余。一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跑得不甚勤快，速度差强人意，好在 10 公里已不在话下，年初的「蒸蒸日上」更是完成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半程马拉松。

今年刚刚结束的旧金山「RUN 10 FEED 10」活动，虽然不是我的 10 公里初体验，却算得上我比较难忘的 10 公里了。

「RUN 10 FEED 10」是 FEED 组织 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发起的慈善跑步活动，旨在唤醒公众意识，募集捐款，解决美洲部分人群的饥荒问题。顾名思义，参与者跑步 10 公里，组织方便负责为 10 名饥荒者提供食物。该活动 2012 年创办以来，累计供应餐食 450 万份，成绩斐然，今年恰逢 5 周年。

我报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今年的活动路线。虽然我之前沿着旧金山的 内河码头（ The Embarcadero）来来回回跑过一些 10 公里，但从未在金门大桥上跑过步。根据路线图，活动起点设在旧金山要塞公园（Presidio），一路向北穿过金门大桥，到达海峡对岸后原路折回，终点仍在要塞公园。

我去年春季跑过要塞公园，当时未得其路，只能远观金门，不过知道了公园里有一段颇费力的坡道。果不其然，出发 50 米不到，一个急转便全是迂回攀登的山路，还未完全放开的我措手不及，速度起不来，体力流失快。抬头远眺金门，上坡路的尽头仿佛遥不可及，心里一阵五谷陈杂，只恐难以完赛。

埋头跑了一会儿，倒释然了——大不了走完 10 公里——旋即意识到，初段辛苦，不就意味着末段轻松吗？尤其金门大桥折返回来，一过中线便一马平川了。于是打定主意，低头确认自己的心率尚在自定的范围内，一步一步扎实地向前迈进。

很快转上一条不起眼的小路，攀到顶点眼前倏地豁然开朗：清晨湿冷的薄雾中，隐约掩藏着一座巨塔，色调暗红，与满眼的灰、绿格格不入，携着磅礴的气势向我压来。我做梦也不曾想过，第一次上金门大桥，竟是用我的双脚丈量过去的！宽阔的桥面两侧各隔出大概两米来宽的通道，专供行人、自行车通行，活动当天，跑者途径的西侧通道禁止骑车，以保证安全。

桥面中央，往返的汽车呼啸而过。加州司机的潇洒、放纵，我早在夜间的 101 公路彻底领教。如今身处车流，即使中间架着护栏，仍觉心有余悸。于是刻意将头扭向另一侧，灰蒙蒙的天空底下，是灰蒙蒙的太平洋，在目力所及的尽头与天色浑然一体，分不清界线。从桥上望下去，水面上均匀地分布着细密的波纹，像一条精致的毯子缓缓地挪动，拍到岸边的礁石，才泛起层层白沫。涛声为车声所盖，但太平洋不动声色、不知疲倦地涌动，似乎蕴藏着远胜后者的气势与力量。

回程跑过大桥中线，一切如先前所料。10 公里基本都是硬地，一边细心地体会路面对膝关节的反馈，一边查看当前的心率，一边沉稳地加速了。爽气利落地超过许多跑者，我终于一口气跑回要塞公园，并顺利完成剩余的平地距离。赛后查询成绩，10 公里用时 1 小时 8 分钟 39 秒，在 700 多名跑者中位居中游，保持了我平时的成绩。

活动组织方为完赛的跑者设置了许多服务，包括 FEED 品牌的手链，琳琅满目的热量补给，极受欢迎的理疗按摩，以及现场印制的背心。

后来偶尔与美国的同事提起这次跑步。同事狡黠一笑，得意地告诉我：「我没在金门大桥上跑过步，不过我在金门大桥下面游过泳，横渡海峡。所以你以后在桥上，不要只看桥面、太平洋，可以注意一下底下有没有人，我可能在那里。」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村上春树因为世界各地与他交臂而过的跑者而坚持跑步，这群风趣家伙，我怎么能停下自己的脚步，眼睁睁看着你们向前？

写在前面：抗生素耐药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一大健康威胁，但绝大多数公众对其危害仍然缺乏足够认识。恰逢「世界提高抗生素认识周」，国际多家健康卫生机构、组织都发布了相关信息，鼓励多方协作，共同对抗抗生素耐药风险。本文经授权，译自 ABPI 文章《A Very Short History of Antibiotics》。ABPI 全称是「英国制药工业联盟（Association of the British Pharmaceutical Industry）」，作者为 ABPI 科学政策部总监 Rebecca Lumsden 医生。水平有限，欢迎指教。转载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我们现在印象中的抗生素，仍然是比较现代的发明。1928 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机缘巧合发现青霉素（真菌——译者注：原文为「bacteria」，即「细菌」，应为作者笔误——产生的一种抗菌成分）的经历 (1)，如今人尽皆知，那时则预示着现代「抗生素时代」的来临。弗莱明爵士的发现，以及此后各种抗生素的发展，使医生面对先前束手无策的感染性疾病，第一次获得了有效的治疗手段。

不过，与通常的认知相反，抗生素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 3000 多年以前。古埃及人最早相信，蜂蜜和发霉的面包具有杀菌功效，因此广泛使用它们来治疗感染性疾病 (2, 3)。有证据表明，这一应用甚至可能早于法老时期 (3)。遗憾的是，人类更进一步了解杀菌药物，转眼已过数千年。

杀菌药物的「黑暗时代」一直延续到公元 10 世纪之后。1640 年，霉菌可以杀菌、治疗感染性疾病这一代代口耳相传的医学传说，才由 John Parkington 落诸笔端 (4)。

接着，各个时代的顶尖科学家，包括 John Scott Burdon-Sanderson 爵士、William Roberts 爵士、John Tyndall，都深入研究过霉菌的杀菌性质。约瑟夫·李斯特使用人体组织试验灰绿青霉菌的杀菌作用，「微生物学之父」路易·巴斯德提出微生物致病学说 (6)，两者的科研工作一同为青霉素的出世奠定了基础。

迈入 20 世纪，临床工作中如果采用有效的杀菌药物，所能带来的巨大价值，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鼓舞了该领域的科学探索，其中最卓越的发现来自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

当时，弗莱明爵士参与了救治前线士兵的工作，目睹了感染性疾病带来的严重死亡威胁。他写给《柳叶刀》期刊的稿件，详细探讨了针对败血症等感染性疾病，缺少统一医疗处置的情况。他意外发现了首个抗生素青霉素，随即证明青霉素治疗感染性疾病的疗效，又发现了其中起作用的溶菌酶 (1)。

很快，霍华德·弗洛里和恩斯特·柴恩提纯了青霉素。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确定了青霉素的化学结构，将其发展为有效的抗生素 (7)。与此同时，弗莱明、弗洛里、柴恩分享了 1945 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5)，宣告「抗生素时代」开始。

20 世纪 40、50 年代，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抗生素，如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第一代「抗生素」——赛尔曼·瓦克斯曼 1942 年创造了这个新词 (8)——就此诞生。勒内·杜博斯从自然界提取的短杆菌素 (9)，成为第一款广泛商业流通的抗生素，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地医生加以利用，将战场变成抗感染性疾病治疗的试验场。

对于杀菌药物生产、开发的巨大热情，也为 20 世纪最受认可的几种抗生素问世，铺平了道路。然而，抗生素的研发势头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便停滞了。截至 2011 年，上市的抗生素数量已经落后于新增的耐药菌数量 (6)。

事实上，这一直都是我们的健康威胁。弗莱明爵士就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讲中，亲口警告杀菌药物耐药的可能性 (5)。我们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攻克杀菌药物耐药的难题，确保抗生素的黄金时代仍将庇护我们。

参考文献：

1. Fleming A. (1929). On antibacterial action of culture of Penicilliu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use in isolation of B. influenzae. Br. J. Exp. Pathol.10, 226–236.
2. Strouhal, E (1989). Life in Ancient Egypt.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g. 250, 244-46.
3. Pećanac M; Janjić Z; Komarcević A; Pajić M; Dobanovacki D; Misković SS (2013). “Burns treatment in ancient times”. Medicinski pregled. 66 (5–6): 263–7.
4. Boslaugh, SA. (2015).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Pharmacology and Society. SAGE Publications.
5.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45
6. Prakash S. Bisen, Mousumi Debnath, G. B. Prasad (2012) Microbe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Wiley. Table 7.1.
7. W Florey (1945). “Use of Micro-Organisms for Therapeutic Purposes”. Br Med J. 2 (4427): 635–642.
8. Calderon CB, Sabundayo BP (2007). Antimicrobial Classifications: Drugs for Bugs. In Schwalbe R, Steele-Moore L, Goodwin AC.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Protocols. CRC Press. Taylor & Frances group.
9. Van Epps HL (2006). ”René Dubos: unearthing antibiotics”. J. Exp. Med. 203 (2): 259.

末次更新：2016 年 11 月 20 日

原文发表于 知乎专栏。

提到「移动医疗（mobile medicine）」，大多数人首先反应过来的，无非是「移动设备」、「数据」、「互联网」，或者跃跃欲试的「资本」。不过最近，同事准备某项乳腺癌临床研究的时候，发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移动医疗」，与我们通常听闻的不太一样——英国 Christie 慈善基金的 移动化疗病房（mobile chemotherapy unit）。

2015 年 10 月 23 日，英国《卫报》刊载了一篇 新闻稿，故事主角 Diane Coupe，47 岁，身患乳腺癌，居住在曼彻斯特地区。每周同一天，她都前往附近的乐购（Tesco）超市停车场，接受移动化疗病房的肿瘤化疗服务。如果她选择曼彻斯特的肿瘤治疗中心，往返大概两个小时，还不得不候诊半小时。现在，她从家到移动病房，路程不过 20 分钟，基本无需等待。完成治疗，结束观察，她离开移动病房的时候，她的丈夫也正好走出超市，满载而归。

Christie 基金的移动化疗病房，2013 年起正式投入使用。移动形态下，外观就是一辆平凡的大卡车，长约 15.24 米，高约 4.57 米，但其实高度定制，内部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化疗相关设备，总造价高达 70 万英镑。这辆涂装别致的卡车，每周五个工作日分别停在大曼彻斯特地区（Greater Manchester）的五个不同地点，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为周边的肿瘤患者提供一天八小时的化疗服务。其中 80% 的患者，离家 20 分钟之内即可抵达，因此 Christie 基金骄傲地命名该项目为「Closer to Home」。

移动病房抵达指定地点后，便会「变形」成一间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化疗病房。病房内设置了四张治疗椅，提供与专科医院相同水平的化疗服务。病房平均每天能够接待 16 至 20 位患者，Christie 基金的数据表明，移动病房全年工作时间超过 1800 小时，为当地超过 2000 名患者提供触手可及的化疗服务。

Christie 基金为移动病房设立了专门的 护理团队，由六位护士组成。每次出诊均有两位护士、一位医疗辅助人员（healthcare assistant）随车。团队中的所有护士服务满半年，即按照基金会要求，轮转至肿瘤治疗中心的其他疾病领域，这保证了她们护理能力的丰富、全面，完全能够独立提供标准化的化疗服务，并在治疗后观察化疗反应，甚至处理一般的医疗状况。

由于车内不设临床医师，为了确保患者安全，移动病房一般只准备安全风险较小的化疗药物，且建议患者在肿瘤治疗中心接受最初的几次给药。Christie 的肿瘤治疗中心负责所有药物供应，移动病房则严格按照药物的贮存要求运输。一旦发生临床状况，随车护士可以立即使用车内的急救设备，致电中心的临床医师获取指导，或者直接拨打当地政府的求救电话。

Christie 基金的移动病房启用后，深受当地患者欢迎。每年光为患者累积节省的路程就达三万英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一周有余，更别提节省下来的时间。移动病房的高护士、患者比例，有效改善两者之间的沟通、关系。而同一天接受治疗的患者，也因为往往住处接近，交换电话号码，成为朋友，相互帮助、鼓励，与病魔抗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当地肿瘤患者的就医体验、生活质量。

患者如此评价移动化疗病房：

不用长途跋涉去曼彻斯特的肿瘤治疗中心，在 Bury（移动病房）就能接受化疗，对我帮助多大，实在一言难尽。我浪费在化疗上的时间，移动病房都还了回来，化疗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打断我的正常生活了。它对我帮助那么大，我非常感激。

Christie 慈善基金 是全英最大的医院慈善基金组织之一，专注于肿瘤治疗、研究、教育工作，2015 年募集捐款约 1590 万英镑。其设立在曼彻斯特 Withington 的 Christie 医院是 欧洲最大的肿瘤中心，一年接待患者逾 44000 名。医疗管理信息网站 Top Masters in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 的 2016 年初排行中，Christie 医院荣膺 全球北美地区以外最先进的肿瘤治疗中心 称号，移动化疗病房也是其技术亮点之一。

实际上，「移动化疗病房」绝非新鲜事物。早在 2007 年，英国慈善组织 Hope for Tomorrow 就制造了移动化疗病房，在英国格洛斯特郡开始运行，希望能够帮助患者减少交通、候诊时间，同时避免传统肿瘤治疗中心内忙碌景象、拥挤人群，给患者带来的压力、局促。目前，该组织已经拥有九部移动化疗病房，相当成功。

我之所以对「移动化疗病房」产生浓厚兴趣，是因为它似乎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许多患者为了接受先进治疗，常常需要一整天，甚至几天的时间往返于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另一方面，我们患者的肿瘤发病率持续增长，类似的医疗需求日趋加重，患者付出的时间成本、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

如何解决当下医疗体系与患者需求之间的矛盾，「移动化疗病房」或许算得上一种现实、有趣的概念，当然不必生搬硬套。「移动医疗」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增强患者的健康状态。如果只是为了积累用户、积攒口碑，甚至变利套现，这样的项目恐怕难以符合医疗规律，妄谈切实解决患者真正的医疗需求。因此记文一篇，希望「移动化疗病房」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启发。

去鹿特丹探望师弟，印象最深的是那边川流不息的自行车。专用车道、停车设施遍布城市。鹿特丹的市民骑着车，几乎可以抵达城市——甚至荷兰——的每个角落。「骑士们」紧紧握住车把，全神贯注凝视前方，或急或缓踩着踏板，尽情享受耳畔风的流动，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因此，当我读到 Mobike 摩拜单车 的这句宣传语时，颇有一些「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细细回想，我离开医院就鲜有机会骑车，不禁怀念以前坐在窄窄的车垫上，以为自己只要足够努力，便能飞到「天涯海角」的那份「自由」。于是一心想试试 Mobike 的服务，无奈它的自行车初期都集中在徐汇区，难以得偿所愿。

昨天打开 Mobike 应用，突然发现小区附近出现了几辆自行车，一时猜不透是如何「漂」过黄浦江的。无论如何，马上背着书包出门去看看。第一辆车的定位似乎在小区里，进去走了一圈，空手而返；第二辆车定位也在小区里，但我兜了一圈意识到定位漂移，果然最后在马路对面找到了自行车，孤零零地倚在树下。

与官方网站银色车身、橙色轮毂的扎眼车型不同，我找到的自行车配色正好相反，埋在车堆找起来多多少少花些功夫。车架也没有「Mobike」字样，只印着编号，车头、车锁、挡泥板都贴有二维码，通过 Mobike 应用扫描，稍等片刻即可开锁。虽然只有短短十几秒，但习惯了钥匙即插即走，总感觉时间略显漫长，激动的心情荡然无存。

车子结构似乎并无特殊之处，普通的城市通勤车，自带车篮。车锁大概是高科技扎堆的地方，无线通信、GPS 定位、信息处理、警报铃，都集成其中。车身不轻，短程还算轻松，估计长途骑行比较考验体力。

租车前需要注册 Mobike 账户，押金 299 元，并至少充值 10 元，支持支付宝、微信。具体使用按时间收费，每半小时 1 元，可以承受。跨上车骑到世博源，在「猫的天空之城」看了一下午书，又骑回来，往返花掉 2 元钱，应用还记录了骑行路线。

回家上网重新搜了一些 资料，发现我租的车确实特别：新闻里的 Mobike 自行车采用五幅轮毂，而非传统轮条；轴传动、单摆臂、防爆胎等其它设计，恐怕也是没有的。猜测 Mobike 近期 在上海造势 时，特意提供了一批款式独特、造价昂贵的新车，同时又改造了一批传统自行车，逐步部署到全市。另外，市政府可能也确实补贴了服务商。

总结一下我眼中 Mobike 的优势：

• 填补了上海市区公共自行车的空白；
• 停车无需专门设备、地点；
• GPS 定位寻车，可锁定 15 分钟，避免白跑；
• 价格不贵，计价透明，实时查询。

当然劣势也不少：

• 寻车、开锁高度依赖网络，知乎上已经有网友 吐槽 开锁失败了；
• 押金不便宜，可以考虑引入芝麻信用；
• GPS 定位欠准确，容易给找车带来麻烦；
• 部署极其不足，尤其像张江这种高需求区域；
• 原来 Uber 上海区的总经理 王晓峰 现任 Mobike 的 CEO，他当年惹的麻烦历历在目；
• 总有一小撮人，以破坏规则为乐，譬如把车停进小区、地下车库，譬如撕掉车头的二维码……

有一对夫妻，长期活跃于武康路周边，骑了几天，已经离不开 Mobike 了，讨论时坦言不希望服务商关门。丈夫和我一样，在张江工作，和我一样，深恶痛绝那里的公共自行车——「用车体验极差」。

尽管才体验了短短 3 公里，但我惊异地发现，上海的街道设计始终不忘非机动车行驶的需求，街边划出供非机动车停放的白线区域更是星罗棋布。虽然助动车横行霸道，虽然停车位常被抢占，虽然空气质量不容乐观，然而我依旧非常高兴，能够偶尔挂掉车钥匙，骑着自行车像风一般穿梭在大街小巷——借用村上春树的话，这或许是 Mobike 赐予我的「小确幸」。

Script for Toastmasters Speech P1: The Ice Breaker

Every morning, my smart phone beeps beside my pillow at 6:10AM. I open my eyes, greeting a whole new day.

Dressing, washing, and having breakfast, I leave home at 6:55AM. Generally, it takes me thirty minutes to drive to the company.

As you know, I’m a safety scientist. Before this position, I was a physician. In the university, I majored in clinical medicine. After seven-year studying, I obtained a master degree of neurology, becoming a neurologist.

Neurology, at least from my mentor’s viewpoint, is an outstanding subject. It’s too distinct for other physicians to understand. So my mentor always says, only genius is able to have a good command of neurology. Sure, who he refers to should be himself, rather than me. Otherwise, I should have still stayed in the hospital. Fortunately, the experience as a neurologist also helped me to take the role of a medical science liaison responsible for anti-diabetic drugs. And now, I’m serving as a safety person.

Most of people may not know what a safety person is doing from a pharmaceutical. Actually, one and a half years ago, I didn’t know, either. However, if you read the package insert of some medication, you are certain to notice the sections of contraindications and warnings and precautions. Yes, those are my responsibilities.

As a safety scientist, I’m dedicated to almost all work related to describing safety profile for one medication, from analyzing safety database, to preparing relevant dossiers. Importantly, adverse drug reactions may be the fourth highest cause of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I believe my work will prevent patients from unnecessary injuries.

At 3:30PM, finishing my daily work, I like to immerse myself in the gymnasium for two major reasons. Firstly, I hope to control my weight. I know quite well the harm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So I made a decision to keep fit when I saw my belly. Secondly, exercise keeps me refreshed and dynamic. The theory of energy management also mentions this effect. Apart from resistance exercise, I go jogging outdoors sometimes.

At 5PM, I go back home. After dinner, it’s free time. By free time, I mean that there are a few options, such as reading, writing, internet surfing, and so on. Basically, I deem learning English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s a victim of dumb 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really embarrass me. I’m trying to change it, especially encouraged by Professor Ge Chuangui’s masterpiece. I recommend his book strongly, if you are interested. Additionally, I also lik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n Zhihu and my blog. A few years later,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if I looked backwards.

At 11PM, it’s time for bed.

Above is my ordinary life of one day, regular, busy, but enriched. Through my life, you may know me better. I work with my clinical background to mitigate patients’ risks associated with use of medications. I like to exercise. Besides that, I also have some other hobbies.

That’s one day of mine; that’s my life; and that’s me.

2015 年是尴尬的一年。

年初雄心壮志写下六条年度目标，只完成一条。更糟糕的是，其余五条基本都处于刚刚起步，甚至尚未开始的阶段。在笔记本上划下孤零零的一个勾，与孑然一身又过一年的自己，同样无力。

其实，2015 年未必是不堪的一年。尽管计划内的成绩令我无地自容，但颇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收获，譬如：

• 第一次拜访美利坚，在旧金山交流了六周时间，期间参观了黄石国家公园、哈佛大学校园；
• 第一次拜访欧罗巴，前后走访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马德里，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
• 第一次拜访东南亚（坡县）；
• 了解了头马俱乐部（Toastmasters），亲手创建了一家，加入了一家，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人；
• 药物安全的工作逐渐上手。

由此看来，失望难免，绝望却大可不必——毕竟时间流逝，生活还须继续。于是回望 2015， 盘点 30 岁后第一年，我遇到的那些文艺佳作。

• 2015 年最佳中文书籍：《我是你的男人：莱昂纳德·科恩传记》。刻板的正装，低沉的嗓音，简单的曲调，精巧的歌词，这远非吟游诗人科恩的全部。他的诗文浅吟轻唱，如月光泻地，流露的是与生俱来的博爱，缅怀的是稍纵即逝的人生，寄托的是庄严肃穆的灵魂。同时感谢陈震老师的潜心翻译。
• 2015 年最佳外文书籍：《If I’m So Wonderful, Why Am I Still Single?》。林语堂说：「所有的婚姻，都是缔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情感大萧条」的背景下，异性间相互表达情感、追求稳定两性关系，似乎更为困难。作者为此挖掘底层原因，提出了十大策略。而书末「自我接受（self-acception）」的内容，堪称全书画龙点睛之笔。
• 2015 年最佳国产影片：《心迷宫》。在徐皓峰《师父》与本片之间犹豫许久，最后选择了这部「乡土气」十足的影片。导演忻钰坤的处女作，完成度高得出人意表。现实、深邃的故事剪碎，按照匠心独具的时间线重新拼接，悬疑气氛营造到位。节奏紧凑，铺陈充分，镜头干净，剪辑利落，根本找不到半分钟出戏的机会。
• 2015 年最佳海外影片：《PK》。「载歌载舞」并不妨碍印度电影工作者探求更有深度的问题，比如宗教的意义。爱情喜剧的外表之下，难以掩藏影片对不同宗教门户的质疑。阿米尔·汗片中从寻求宗教帮助，再到诘问它们之间的差异，相信也是电影工作者的反思所得。在宗教盛行的印度，这样的观察、自省不仅难能可贵，影片能够面世更是勇气可嘉。

更多我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欢迎关注我的豆瓣账号。2015 年，有你们真好；2016 年，希望仍然能够相互陪伴，这是我们之间最长情的告白。

知乎不止一人提到，「医疗工作者似乎更容易散发『负能量』」（比如这里，或者这里）。我不太肯定「负能量」的准确含义。不过对于如此一个群体，整天与生死别离打交道，昼夜颠倒超负荷工作，收入有限精打细算，现在还总得提心吊胆瞻前顾后，单方面要求他们「阳光灿烂」、「正能量满满」，未免有点强人所难。

很多时候，医疗工作秉持职业责任感，或者正义感、同情心，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投入诊疗工作。结果，却不得不被迫从自己并不宽裕的收入当中抠除一块，甚至贴上自己的职业生涯、身体性命——这对绝大多数医生，难道不是挫折，不是另一形式的「负能量」？

我向来相信世间存在浩然天地的「正能量」。只是如果所谓的「正能量」，部分人受益的同时，必须伤害部分人，这样的「正能量」，确实就是我们口口声声的「正能量」？

大概会有朋友反对，毕竟医疗工作者相比患者更为强势，理应承担更严苛的监督。然而，今时今日无论谁都敢高擎「医德」大旗，手握不食人间烟火的标准，动辄规范医疗工作者的行为，责怪医疗工作者的态度，乃至无视专业背景，指手画脚医疗工作者的学术领域，却选择性忽略他们为此承担的艰辛和风险——敢问，医疗工作者真的就比患者强势？

知乎的那些题主宅心仁厚，为患者考虑周全，观点合情合理。无奈现实太过骨感，永远不是非黑即白般易被勘破；也非谈笑之间，便可如期望般美好起来。不仅仅医疗工作者，现在的我们，已经为太多无谓的恐惧牵掣，原本柔软的心周围演变出厚厚的甲壳，乃至尖利的长刺，时刻互相提防，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引导和释放。没有裂痕，阳光都照不进来，何况「正能量」呢？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没有「兼济天下」的能力，哪怕纵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雄心，也必须从自己身边点滴做起——抛弃「负能量」，拥抱「正能量」亦如是。

望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