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Under the Knife: Why Chinese Patients Are Turning Against Their Doctors》发表于《纽约客》2014 年 8 月 25 日刊，作者 Christopher Beam。事实上，原来的副标题似乎是「Why Are Chinese Patients Violently Attacking Their Doctors」，网页标题依然如此。
毋庸置疑，体制是中国医疗问题的重要根源，但个人反对将所有问题简单粗暴地归咎于「体制」，这既欠公平，又未免缺乏思考、过于懒惰。Beam 以哈尔滨杀医案为引，逐渐展开中国医疗体制目前的种种乱象，有人权问题，有经济风险，也多多少少掺杂一些政治因素。希望我的翻译能为有心者提供一个观察问题的崭新角度。水平有限，翻译过程中难免有错，还望不吝指出，谢谢！
2012 年 3 月还剩几天，地上的雪仍未融净。17 岁的男孩李梦南，最后一次步履艰难地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他从内蒙古的一个偏僻小镇出发，搭了十个小时火车来到这里，已经是两年来的第六次了。这两年间，他深受强直性脊柱炎（脊柱的一种炎症性疾病）的折磨，病情每况愈下。那天早些时候，哈医大一附院的医生让他先去城市另一头的诊所照 X 光，叮嘱他回来时带上检查报告，除此之外没有多说一句话。当他带着那张纸回来，医生却告诉他，他们根本无法治疗他的脊柱疾病，因为他曾患过结核病。李梦南一无所获，只能回内蒙古。
几个街区之外，28 岁的实习医生王浩赶着去医院上班。「出去吃饭？」王浩悄悄离开公寓，他的房东问道。王浩回答晚点才能吃，得先去医院接班，因为他是那天的夜班医生。到达他工作的风湿免疫科时，朋友护士张晓钟（译者注：音译）正准备下班，王浩请她隔天有空共进晚餐。他们经常一同吃饭、唱 K。由于春节期间他俩都回家团聚，一段时间不见，该小聚一下了。
同一时间，陪着李梦南来哈尔滨的祖父李禄，领着孙子，离开医院，穿过街道，回到他们暂住的旅馆。李禄躺到床上打算小憩片刻，李梦南告诉爷爷，他想出去走走。其实，他去了附近的日用品商店，揣着一把三英寸长的水果刀，又回医院，乘电梯到了五楼的风湿免疫科——他刚离开那里不久。确切地说，李梦南没有计划，事发后他坦白，想找之前拒绝为其治疗的医生。但当他走出电梯，他却径直走向看见的第一个白大褂。王浩正坐在电脑旁，于是李梦南将刀刃插入他的颈部，深至没柄。医院同事冲上去阻止李梦南，可他转过身来，又划伤了一位医生（译者注：郑一宁）的耳部、面部，砍伤另两位医生。接着李梦南打算自杀，却因为水果刀价廉质次，仅仅在颈部留下一道深深的裂痕，还弄伤了手部。自杀失败，李梦南逃离现场。
李禄事后回忆，他的孙子捂着脖子进门，鲜血顺着指缝流下，染红了他的毛衣、牛仔裤。「我不想再活了！」李梦南躺倒在床，这么说道。他的祖父用纸巾、床单裹住他的头颈和手部，将他送回街对面的医院急诊。接受治疗的同时，一位他砍伤的医生恰好也在急诊室，认出了李梦南，于是他迅速被捕。而在急诊大厅另一头的重症监护室，王浩宣告死亡。
哈尔滨发生的杀医案，传遍举国上下。卫生部部长呼吁严惩凶手。四个月后，庭审李梦南，政府罕见地向媒体敞开了法庭大门。中国商业周刊《财新》撰文探讨这个国家的「医患纠纷」，而英国学术期刊《柳叶刀》也发表社论，警告「中国的医生正身处危机之中」。
在中国，针对医生的暴力行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2011 年 9 月，北京一位书法家，因不满喉癌的治疗结果，捅了一位医生十七刀；2012 年 5 月，南京一位女性，因为十六年前的手术并发症，使用水果刀袭击了一位年轻护士；今年 2 月的两周时间内，愤怒的患者在南京打瘫一位护士，在河北割开一位医生的咽喉，在黑龙江用铅管活活打死一位医生。中国医院管理协会的调查表明，针对医疗工作者的暴力袭击事件，数量从 2002 至 2012 年每年平均增加 23%。截至 2012 年，中国每年每家医院平均报道受到袭击 27 起。
随着哈尔滨杀医案更多细节披露，媒体逐渐偏向凶手：李梦南既非精神病患者，也不曾有过暴力史——他被社会完全遗弃，所以被迫猛烈反击。王浩的死，象征着中国医患关系的崩溃，象征着中国医疗体系的彻底坍塌。
李梦南的庭审律师，名叫韦良月，在办公室接受了我的采访。他的办公室位于哈尔滨的市中心，一栋土褐色建筑的四楼，推开厚重的前门，大厅里站着一位保安。韦律师五十岁出头的样子，职业生涯专注于人权法律，经验丰富。为此他饱受煎熬，庭审当天，韦律师刚在劳教所呆了 26 天，才释放不久。2009 年，他和妻子因替内蒙古的某某功（译者注：你们懂的）练习者辩护，被哈尔滨公安局拘留了 1 个月。自那以后，他每遇见争议性案件，都害怕得不敢接手。不过他告诉我，当同事问起他是否愿意为李梦南辩护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说，第一次听到媒体报道该案，他就在想，为什么这位患者要诉诸如此的手段。
韦律师与另一位人权律师李方平合作，后者刚刚为一位知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代理。庭审开始前，韦李两人只能短暂地会见当事人。李梦南坐在拘留室里，沉默不言，心事重重。这位十几岁的少年了无青春活力，李方平感到震惊，他说：「我感觉得到，他完完全全是一张白纸。」
检方要求判处李梦南无期徒刑，这是未成年人最严厉的处罚。但是，韦良月的律师团队对李梦南了解越深，越觉得他更像一名自身权益受损的受害者。他们决定将案件的重心，引向始终无力医治他的医疗系统。「尽管李梦南谋杀他人缺乏合理动机，」辩护请求书写道，「但医院的处置疏忽、医疗过度，以及拙劣的服务质量，才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
李梦南 1994 年出生，在大杨树长大，大杨树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一座小镇，因草原、煤矿闻名。他大概一岁时，父母离异，父亲进城务工，他便和祖父母同住。李梦南三岁时，父亲因抢劫入狱。李梦南读书成绩不佳，中学老师建议辍学。14 岁那年，他投奔了北京的姑妈，然后向年长的朋友借了身份证，在一家公共澡堂谋了份按摩工作。在那里，他每个月最多可以挣 700 元人民币。
几个月后，他的腿出现异常。他去了医院，却无力承担所有必要的检查费用，诊断难以明确。于是他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但乡镇医院无法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其中许多甚至无力购买基础设备。2010 年 9 月，李梦南和祖父购买了前往哈尔滨的廉价车票，10 小时的夜间火车，而哈尔滨是距离他们家最近的大城市。与中国所有的顶级医院一样，哈尔滨的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诊断他为滑膜炎——一种关节滑膜的炎症——并处方了一系列针剂。事实证明，这是一次误诊。韦良月庭审时，坚称当时的错误治疗，使李梦南的病情愈加恶化。
次年春，药物仍不见起效。年方十五、六岁的李梦南，走起路上像个老人。「他进了浴室，甚至蹲不下来。」他的祖父后来告诉记者。4 月，祖父领着他回到哈尔滨，这一次诊断正确——强直性脊柱炎，一种慢性炎症疾病，最终会导致脊椎的完全融合，即所谓的「竹节样脊柱」。
强直性脊柱炎是不治之症，但医生解释，使用静脉药物「类克」（译者注：英夫利西单抗，infliximab），能够控制症状。类克一疗程 39000 元人民币的价格，令贫穷的中国家庭却步。作为进城务工者，李梦南也有保险，不过只能涵盖不到一半的费用，大概 8000 元人民币，他和他的家庭必须自行承担剩下的部分。他们动用了李梦南的福利津贴、祖父的养老金，还问亲戚、朋友借钱，才凑齐这笔钱。
注射完第一针类克，李梦南的病情便有所好转，他绕着家里的院子一边快步行走，一边对他的祖父大声喊：「看，我可以跑了！」可一个月后，医生发现他患上了结核，可能因为药物抑制了免疫系统，于是不得不停用类克，并告诉他，必须治愈结核才能重新用药。韦良月在辩护书中辩称，院方在第一次用药前，已经发现李梦南患有结核，但由于药物有利可图，故未发一言。
为了继续治疗，李梦南必须在呼伦贝尔当地的医院中呆上 4 个月，接受抗结核治疗。据其祖父所言，此时李梦南已经出现了异常举动。突然放声大笑，或在夜里绕圈行走，边走边叫。直到最后一次回到哈尔滨，爷孙俩依然对病情保持乐观。结核仍未痊愈，类克治疗还须延迟至少三个月，这一结果碾碎了他们的希望。医生没有直接告诉李梦南坏消息，而是告诉了他的祖父，让他等在办公室外。据韦良月所说，就在那一刻，他的当事人感到莫大的屈辱。「李梦南当时就想，『医生是在骗我吧？』」他告诉我，「他只知道，他在办公室外等过好几次，每一次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不，不』。」
中国最古老的医生之一扁鹊，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半虚构人物，因肉眼洞察人体、起死回生的本事，广为人知。然而，在他的时代，他似乎不受人赏识。他指出齐王（译者注：应为「蔡桓公」，典出《韩非子·喻老》，下同）患病时，齐王怀疑医生是为了钱财行骗，因此置之不理。数日之后，齐王去世。公元 2 世纪的著名外科医生华佗，由于向将军建议手术切除脑内肿瘤，被怀疑企图谋杀将军，结果受到处决——这是早期患者向医生实施暴力的例子。
虽然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悠久，但医疗从业者过得一直不好。儒家要求每位「君子」具备足够的医学知识，自己便可以照顾家庭，所以即使最高明的医生，地位也很低。清代医家徐延祚对医学专业更是不屑一顾。「患者很少死于疾病，」他写道，「他们通常死于药物。」
现代医学技术，19 世纪在欧洲、北美洲逐渐成型，但花了更多时间才对中国产生影响。即使进入 20 世纪中期，医生仍继续践行着一套传统、现代医学混合的系统。1949 年共产党接收政权，中国政府开始承担医疗职责，可这一现象依旧未能改变。推广疫苗接种、改善公共卫生环境、发动消灭「四害」（鼠、苍蝇、蚊、麻雀）运动，控制了疾病传播，降低了儿童的死亡率。1965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共产党宣布将向每一支生产大队派驻「受过训练的医疗工作人员」，「他们平时参与生产，业余时间从事医疗工作」。这些医疗工作者称为「赤脚医生」，都是典型的农民，一部分是城里的年轻人。根据西方标准，他们都只是外行，然而这一制度至少保证中国的乡村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项目运行十年后，中国的平均期望寿命从 51 岁增长至 65 岁。
一些赤脚医生，则走上了正规的医疗道路，刘国恩便是其中之一。我在北京大学他的办公室采访了他——他已成为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办公室位于一幢华丽的清代建筑内，从办公室俯瞰，一侧是庭院，另一侧是河流。「我被分到了最好的地方。」他咧嘴一笑。刘医生穿着 Nike 的运动裤，Boss 的休闲衬衫，他在美国度过了大多数执业生涯。他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发表正式讲话，不经意间透出身为教授的自信。无论我什么时候提问，他都会顿一顿，说声「好的」，然后继续下去，好像我打断了他的泉涌文思。
刘医生在四川乡下长大，完成高中学业后，就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分配到集体农场工作。他记得那时，早上 6 点起床下地种玉米，虽然土壤并不适合。「我们每天都必须做那样无意义的工作。」他说。一天，农场领导把他叫进办公室，指派他担任农场医生，仅仅因为他有一张高中文凭。
「我对医学一无所知，」刘医生告诉我，「我只能开始给人看病。我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经过我的诊治恶化了，有多少人病死了——我毫无头绪。」尽管如此，赤脚医生仍然受人尊敬，也没有患者抱怨这样的医疗标准。「人们为了一杯水、一碗饭奋斗，」刘医生说，「他们甚至没有时间接受医疗服务。」
毛泽东逝世后的 1976 年，中国大学重新招生，刘医生进入了一所成都的学校。1986 年，他前往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攻读卫生经济学，随后留在美国担任教职。其时，中国的医疗系统四分五裂，邓小平推行经济自由化，废除了许多人依赖的合作医疗体系。自生自灭的方针，加速了部分经济领域的发展，比如制造业、房地产业，却使医疗系统陷入泥潭。国家不再承担医疗费用，公立医院只能自负盈亏、追逐利益。医生收入降低，于是许多人开始收受贿赂，而钱一般会塞进「红色信封」（译者注：即「红包」）交到医生手上。旧体制下，受过教育的城市医生会结队前往乡村，协助赤脚医生服务；现在，生病的农民为了最好的治疗，必须前往省会，结果大城市的医院负担加重。「政府完全不把医疗护理当作重要问题。」刘医生说。
到了本世纪初，无论患者、医生、政府，每个人都同意医疗系统已经瘫痪。2002 年华南地区爆发的 SARS 疫情，进一步加重了危机感。2003 年，政府施行了一套面向乡村居民的医疗保险系统；2007 年，政府为城市居民也提供了一项保险计划。2002 年，在北卡来罗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译者注：Chapel Hill）担任教职的刘医生，接到电话，邀请他回北京，参与建设北京大学卫生经济管理专业，他接受了邀请。「这是我的梦想。」他说。
刘医生在北京开始向国务院提案，后者是中国的最高行政机构，起草法律，还常常制定国家政策的发展方向。2009 年，国务院宣布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包括五部分内容：政府将在 2020 年前向所有国民提供医疗保险；政府将降低基本药物的价格；政府将加快推动公共卫生服务，如教育、免疫接种，尤其在最贫穷地区；政府将投资乡村地区的医院，减轻城市医院的压力；政府将调整大型公立医院的结构，主要提供急诊护理和专科服务。其中最后一项最为艰巨，刘医生认为，因为这会导致大型医院的消费者流失。「医院绝对不会自己动手，除非你彻底地贯彻改革。」他说。
改革已经获得了部分成功。官员们自豪地宣布，相比 2003 年时的 30%，现在有 95% 的中国人被纳入了各种形式的基本医疗保险。然而，同期医疗护理费用也在上升，许多患者和以前相比，实际开销并未减少。另外，正如李梦南的例子，政府保险覆盖的内容因居住地区不同而差异显著。同时，近年来受保者大批涌入，导致大城市的医院压力日趋增长，超过了乡村卫生设施的建设速度。黄延中（译者注：音译）是萨顿贺尔（译者注：Seton Hall）大学的教授，研究中国的健康护理问题。他告诉我，医疗暴力事件的爆发，表明旨在改善民众承受能力、接受机会的医疗改革，已经失败，患者仍然希望能够在大城市的医院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他表示：「当这一方法也证实无效，他们便陷入了极大的烦乱。」
去年夏天，我去云南旅行，全身莫名其妙地发满红疹，于是第一次走进中国的医院。一位五十几岁、外表友好的男医生，立刻替我诊治，就在几位患者、保安面前，让我撩起衬衫，让他观察病灶。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回答北京。他说，云南的空气与北京不太一样，这是皮疹最可能的病因。我说，我以前也来过云南，那时没有皮疹。「你吃的东西呢？」他问。「这边吃得很辣。」但我已经习惯了辛辣的食物，我回答。水质也可能引起皮疹，他继续提示。我告诉他，我不喝这边的水。他看起来有些为难，于是我问他有什么推荐，他建议我离开云南。我第二次去医院，不得不披上一件白色外套。
孟化医生四十岁出头，为人友善，他同意让我跟着在北京友谊医院里呆上一天。我接触过的其它医生都拒绝了我，但是孟化医生刚刚架设了网站，推广他最新的肥胖症手术技术，他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宣传的机会。我就守在他办公室的一角。
「好久不见！」孟医生对进来的一位老年女性说。她此前患有胃痛，这次过来做些复查。看上去都还好，孟医生拿着她的 CT 片说。他推测她的胃痛可能与便秘有关。「如果运气好，我三天大便一次，」她说。「看，这可不够，」孟医生说，「你得每天大便一次。你主要吃什么东西？」「蒸馒头、米饭、粥。」她说。孟医生建议她多吃一点蔬菜，还提出去泌尿科再做一个超声检查，但老太太不愿意。
作为专科医师，孟医生有时间去了解患者的病情，听取他们的担忧，但像他这么做的，已经为数不多。下班后，他领着我穿过医院大厅，走进普通住院医师的办公室。他为一位神情紧张的女性开了张处方，字迹潦草。我问他那天看了多少病人，他一言不吭，将散落在桌上的几十张收据收起，叠在一块塞到我的面前。
中国医生超负荷工作的事迹，我听说过不计其数。上海一位资深放射科医生告诉我，他所知道的记录，是一天看了 314 位患者。「那个记录发生在上海儿童医院，」他说，「一位医生，从早上 8 点干到下午 6 点，10 个小时，每个患者只有 2 分钟时间。」根据陕西省的调查，每位患者的平均就诊时间为 7 分钟，其中医生与患者的交谈时间只有一分半钟。结果，患者越来越急躁，挤在诊室门口，甚至不敲门直接闯入。Joe Passanante 医生来自芝加哥，曾在北京和睦家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告诉我，有一次他正在给一位女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此时一对父母领着发热的女儿走进房间。「我正在按压濒死患者的胸廓，希望救活她，而他们还问我，能否看一下他们的女儿。」他回忆当时的情景。
与孟化医生的一天结束后，我才想起没有看到「红包」交易。他解释道，往往重大手术时才会给「红包」，我跟的常规门诊没有。不过他说，医院中的贿赂现象普遍，即使他们反对也几乎无济于事。医生薪水偏低，但通常以奖金、药物回扣、贿赂弥补。孟医生说：「我一个月薪水总共一万元。我想开辆车，买套房，需要额外收入。如果手术后患者给『红包』，我大概不会拒绝。」
难怪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公众敌意。哈尔滨杀医案后，几乎有与谴责行凶者同样多的声音，称行凶者为受害者，向他表示同情。中国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起了一场在线调查，要求读者评价他们对罪犯的态度（微笑、难过、愤怒），65% 的读者选择了「微笑」。调查虽然被撤下，但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其中的某段细节，一位评论者沉思后写下：「会不会我们都是凶手？」
几乎每个中国人，似乎都经历过医生、医院的恶劣对待。大多数大型医院都设有患者服务部门，患者在那里可以大倒苦水、申请赔偿。如果无效，他们可以医疗事故起诉。然而，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任法律系统，成功的可能性难以预料。同时，医院出于名誉考量，更倾向私下解决，而非闹上法庭——当地政府也可能由于过多争议而处罚医院。
如果官方途径毫无用处，患者常常会组织抗议。2013 年，一位 34 岁的母亲，指责医院剖宫产中发生医疗事故，术后召集了十余位朋友、亲戚，冲击北京第六医院。事后，她顺利获赔约一万美元。今年 5 月，昆明一名男子的妻子、婴儿死于剖宫产，他抱着他的其它孩子攀上医院屋顶。威胁跳楼，而亲戚们围在楼上，阻塞交通。当一位患者病逝，亲戚们责怪医生时，他们有时就将患者尸体陈放在医院入口，直到拿到赔偿。
我在北京采访了 Benjamin Liebman，他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医疗事故暴徒」的研究文章。他告诉我，比起法律途径，抗议总能从医院那里讨到更多钱。家庭成员甚至可以雇佣「职业抗议者」（译者注：即「医闹」）。深圳一份报告指出，类似抗议者平均每天收费 50 元。上海的那位放射科医生告诉我：「如果你的母亲死在医院里，就会有中介来找你：『我们可以帮你，派 20 个家伙来医院敲诈，你拿到的赔偿我们五五分成。』他们都非常职业。」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么一个国家，哪怕小范围的公众集会都会引起政府的反应，医疗事故暴徒却常常无人干预——或许权威部门认为他们事出有因，或单纯是赔偿谈判的一种有效方法而已。一些学者甚至论证，中国政府心照不宣地欢迎类似抗议，觉得它们是一条相对无害的不满发泄途径，是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的早期警告——伯克利的政治科学家 Peter Loretzen 在其威权政治制度的研究中，称该现象为「合法暴乱」。Liebman 告诉我：「抗议成为提供社会安全的机制，成为区别需要帮助人群的机制。」然而问题在于，他说：「每个人都知道政府划拨了专款，发放给上访、抗议人群，这将鼓励更多抗议。」
李梦南的庭审中，律师试图减轻判决，理由是他接受了失败的治疗。李梦南在法庭上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好，看上去毫无懊悔之心。法官的问询阶段，他的回答都是单音节。「你觉得对不起吗？」法官问。「嗯。」「那么向王浩的父母和医生们道歉。」「好。」但王浩的家人拒绝道歉。「我不相信他，」王浩的父亲后来告诉我，「那些话并非发自肺腑。」庭审持续了一天，三个月后，法官判决李梦南无期徒刑。
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一同下达，这是中国的普遍现象，王浩一家希望通过民事诉讼获取赔偿。法庭判决李梦南赔付受害者家庭 68 万元，但王浩的父亲承认，他不指望收到一分钱。
王浩一家雇佣李慧娟律师进行民事诉讼。她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女性，兼任他们的发言人、公关代理，以及心理治疗师。最近，我在北京一家书店的咖啡馆里采访了她。她穿着偏大的紫色外套，拿着蓝色的 Prada 钱包，言语流利，经常抛出一些我理解困难的中国成语。她看见我茫然的表情，就会写下来解释给我听。李慧娟五十几岁，成为律师前就读于医学院。更早一点，她在中学任教，至今还保留着凡事说教的习惯。庭审以来，她成为了中国最需要的人，一位反对医患暴力的活动人士，飞往全国各地，给医生、院长们开设讲座，教授如何预防与患者冲突。她拿出 MacBook Air，向我展示了一套 PowerPoint 幻灯片，当中有精心挑选的血案现场照片、抗议场景图片，以及穿插其中的引用语，希波克拉底的，爱因斯坦的，马克思的，彼得·德鲁克（译者注：Peter Drucker）的。每一位「受害者」都有他（或她）自己的纪念场面：头像悬挂于花朵、蜡烛等等之上，而标语昭示着「凶手」终将受到惩罚。
中国医疗现状令李慧娟失望。「改革一无所成。」她说。她认为，该由医生、医院来尽其所能地改变。她的幻灯片推荐医生仔细记录病情并小心保存，同时确保患者理解他们的疾病诊断。医学院也开始强调医患关系。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在开设一门名为「医学人文学导论（译者注：原文为「Introduction to Medical Humanities」）」，教导未来的医生们重视与患者的关系。
如果中国的医疗改革失败，将代价高昂。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用于医疗护理的开支占收入比例逐渐增长；而肥胖、吸烟率升高，意味着更年轻的一代同样面临昂贵的医疗账单；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它将拖垮整个经济体系。过去不到十年间，中国依靠向世界其它地区出口商品繁荣昌盛。但是，全球需求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得不更依赖国内消费能力，中国人的家庭储蓄率目前仍为世界第一（约收入的 50%），但他们得开始买点什么了。然而，除非医保计划覆盖普通家庭更多的医疗项目，否则人们会继续储蓄，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毁灭性健康支出。
李慧娟说，她读医科的时候，医疗工作者还是受人尊敬的职业。「现在，」她说，「我们朋友的孩子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医生短缺，加上费用增长，伤害的不仅仅是医疗产业，她说：「还会削弱国家力量。」
4 月 1 日，王浩的第二个农历祭日，家人们聚在他家乡内蒙古赤峰的市郊，他的坟前。王浩的父亲王东清，来机场接李慧娟和我一同前往。「这些建筑都是过去十年里盖起来的，」我们车经城市时，李慧娟向我解释，「一开始，赤峰贫穷、偏远、荒凉，现在却蒸蒸日上。」王东清点头赞同。他在农村长大，入伍一段时间后，进入了城市的一家银行工作。他的汽车是豪华的荣威轿车，我问他住在哪里。「他住在老城区。」李慧娟抢着回答。她穿着黑色军服式大衣，戴着皮手套、大大的黑色太阳镜，好像一位正在躲避「狗仔队」的明星。我注意到仪表盘上摆着迷你转经筒，就问王父是不是佛教徒。他否认。
我们的车驶入公墓，哭泣声回荡在车旁。王浩的母亲赵春云（译者注：音译）坐在墓边抽噎，姑姨、叔舅、兄弟则围着她。「我的儿子就这么走了。」她悲叹。墓碑是一块高高的黑色大理石板，刻着「爱子」等字，四周摆放着花束、水果、焚香、啤酒，还有一罐红牛，朋友们还在一边点起火堆。李慧娟径直走向王母，拥抱了她。「我们来看你了。」李慧娟说，「许多人都注意到了问题，他的死没有白费。」最后，公墓工作人员过来请王母稍微安静一点。「对不起，我们快结束了。」有人回应。
所有人就近找了家宾馆，在包厢里吃午饭，而李慧娟还在安慰王母。男人、女人分坐在两张圆桌旁，我坐在王父身边，发现他的深色西装多多少少沾上了一些尘土。白酒烧喉。啜饮间歇，我问起他的儿子。「他异常稳重，」他说，而且「非常勤奋」。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是春节假期，年轻人总是学习。「他热爱医学，」他的嫂子补充道，「他太痴迷了。他告诉母亲，他一定会得到诺贝尔奖。」王浩当时刚刚被香港录取就读博士，通知书在他死后五天抵达。他的朋友、家人无论何时患病，他都会帮忙解决，所以他们从来不去医院。他的父亲和其他人总在重复一个事实，王浩和李梦南其实素不相识。王浩的死就如同随机事件，如同无形之力的结果。「就像闪电劈中地面。」王东清说。那一天两人相遇，有十亿种其它可能。
我问王东清，他觉得儿子的死是谁的过错。「我认为是医疗体系。」他说，「李梦南只是这场冲突的代表。已经发生了许多类似事件，我们怎么可以仅仅责怪他一个人？」
